子，每个钩子边缘都用细砂纸打磨得光滑无比。

“纱线从钩子里过，一根一个钩，自然就分开了，不会缠。”她一边做，一边对围观的妇人们解释。

更妙的是她想出的“断线提醒装置”。用最细的麻线，一端系在纱线上，另一端系着小木片，木片下方悬着一块小铁片。纱线不断，木片悬空；纱线一断，木片落下，“叮”一声敲在铁片上，声音清脆，在机器嗡嗡声中格外清晰。

“线一断，叮一声，就知道哪个锭子出问题了。”春娘演示给众人看。

妇人们眼睛都亮了。王婆婆拍着大腿：“这法子好！俺老眼昏花的，线断了半天才发现，白费多少工夫！”

七天后，改进后的模型再次立在工棚中央。

这一次，当春娘摇动大轮时，八个纺锤转得整齐划一，嗡嗡声平稳而有力。纱线从竹钩间穿过，如八道银色的细流，平行而不相扰。

虽然仍有断线，可那“叮叮”的清脆提醒声一响，负责的妇人立刻就能定位、接线，效率高了不知多少。

一天试纺下来，春娘颤抖着数着纺好的纱锭：“成了六根！断了两次，可都及时接上了！真成了六根！”

称重结果更让人振奋：新机器一天纺了十二两纱，是单锭纺车的整整三倍。而且纱线均匀度肉眼可见地提高了。

工棚里爆发出欢呼声。妇人们围着那架模型，像围着什么稀世珍宝，你摸摸齿轮，我试试竹钩，眼里重新有了光。

可李健却摇头：“还不够。”

众人安静下来，看向他。

“要全用水力驱动，人要省下来做更精细的活。”李健的目光越过工棚，望向窗外的河湾，“要三十二锭。”

“三十二锭？”妇人们倒吸一口凉气。

王婆婆掰着手指头算：“三十二锭……那得是多大个家伙？得用多少木头？多少皮带？”

“大就大，只要好用就成。”春娘却斩钉截铁，“李盟主说行，咱就干！”

设计图在韩师傅手下徐徐铺开，占据了整张木工台。

那是一张令人眼花缭乱的图纸：水轮机的尺寸和叶片角度，地下传动轴的走向和支撑，主齿轮副齿轮的咬合关系，三十二个纺锤的排列方式，导纱架的升降结构，断线报警装置的联动设计……密密麻麻的线条、符号、标注，让春娘看得头晕。

可李定国却看得眼睛发亮。这少年拿着炭笔，在图纸空白处飞快地补充、修改，不时与韩师傅低声讨论。

“这里得加个离合装置。”李定国指着纺锤分组的部分，“哪组锭子出问题，就停哪组，不用全机停下。就像打仗，前锋出了问题，中军还能顶上去。”

韩师傅捋着胡子沉吟：“理是这个理，可离合怎么实现？力断开了，纱线还在纺锤上，突然停转，线会松、会断。”

“用滑动套。”李定国在纸上画了个简图，“轴是固定的，套筒可以滑移。套筒与齿轮咬合时传力，滑开时力断，但纺锤靠惯性还能转几圈，线不会马上松。”

春娘在一旁听着，忽然插话：“导纱钩得能调高低。有时纺粗纱，有时纺细纱，钩子高度不一样，纱线张力才合适。”

“说得对！”韩师傅一拍大腿，“加个螺杆调节，转动手轮，钩子就能升降。”

新工坊的选址花了三天时间。最终定在河湾下游一处水流平缓又有落差的地方。这里离居住区稍远，可水力充足，而且地势平坦，便于建造大工坊。

百十个汉子在河滩上忙活了整整半个月。粗大的原木被运来，打成深深的地基；青砖从砖窑一车车拉来，铺成平整防潮的地面；高大的木架竖起，茅草混合泥浆的屋顶铺上，朝河一面开了整排的木窗，用新制的玻璃嵌上——那是玻璃坊的第一批产品，虽然还有些气泡和波纹，可透光性比窗纸好了太多。

工坊建好的那天，像个巨人般矗立在河湾旁。长十五丈，宽八丈，高两丈，宽敞得能跑马车。妇人们第一次走进来时，都被这空间震撼了，说话都有回音。

机器部件的制作和运输持续了十天。从木工坊运来的齿轮、轴杆、机架，从铁匠铺打制的轴承、销钉、紧固件，像搬家似的络绎不绝。

主齿轮有磨盘大，需要四个壮汉才抬得动；三十二个纺锤架分四排，每排八个，整齐得像军阵；皮带盘绕穿梭，复杂得如巨龙的筋络血管。

组装开始后，工坊里日夜响着敲打、调校、争论的声音。

韩师傅爬高趴低，嗓子都喊哑了。“这个齿对不准！差半分都不行！拆了重装！”

李定国拿着自制的卡尺和水平仪，逐个测量轴孔的同心度、轴杆的平直度，额上的汗珠滚落也顾不上擦。“三号轴偏了半厘，得重打。不重打，转起来震动大，纱线必断。”

春娘带着妇人们做最精细的活：清理纺锤轴，检查每一个竹钩的光滑度，安装调试断线报警的小装置。她们的手轻得像抚摸婴儿，生怕碰坏了这些精密的部件。

“春娘姐，这个钩子边上有毛刺。”十七岁的小翠举着一个竹钩。

“砂纸给我。”春娘接过来，就着窗外的光，用最细的砂纸一点点打磨，直到手指摸上去光滑如镜，“记住了，一个毛刺，可能就会刮断一根纱。一根纱断了，整个锭子就得停。三十二个锭子，停一个就少一份产出。”

小翠用力点头，眼神认真得像在学堂听课。

试机那日，工坊里里外外围满了人。孩子们扒着窗台，汉子们蹲在门口抽旱烟，妇人们攥着手绢或衣角——所有人都想知道，这个耗费了无数木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