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议：派兵备副使丁启睿（其门生）前往安抚，许以补发欠饷，严惩为首者。至于山西饥荒，则令地方官“设法赈济”——所谓“设法”，就是让地方自筹钱粮，朝廷不出分文。

这套方案报与崇祯，果然获准。丁启睿至宁夏，诛杀兵变首领十六人，补发部分欠饷，事变暂平。而山西饥荒，因无钱赈济，饥民或死或逃，大量加入流寇队伍。李自成等部在山西获得兵源补充，势力更盛。

四月，钱士升致仕。这位东林老臣，因反对陈启新超擢、批评温体仁专权，屡遭打压，最终心灰意冷，上疏乞休。崇祯准其致仕，加太子太保衔，实则逐出朝廷。

钱士升离京那日，细雨霏霏。至正阳门外，回望紫禁城，叹道：“庙堂之上，已无正人立锥之地矣。”登车南下，从此不问政事。

钱士升一去，温体仁更无忌惮。六月，他操纵廷推，将亲信孔贞运、贺逢圣、黄士俊三人同时推入内阁。三人虽非温党核心，但皆谨小慎微之辈，不敢违逆首辅。

至此，内阁尽在温体仁掌控之中。

五月壬子，崇祯下诏招抚流寇：“愿归者，护还乡，有司安置；原随军自效者，有功一体叙录。”

此诏源于新任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建议。杨嗣昌，字文弱，湖广武陵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其父杨鹤曾任三边总督，因主抚失败下狱。杨嗣昌吸取父亲教训，提出“剿抚并用，以剿为主”的策略，深得崇祯赏识。

然此诏一出，朝野哗然。

都察院左都御史唐世济上疏反对：“流寇反复无常，今日降明日叛。况高迎祥、李自成等巨寇，罪恶滔天，岂可招抚？当全力剿灭，以儆效尤。”

杨嗣昌辩驳道：“流寇之起，源于饥寒。今山西、陕西大饥，若一味剿杀，恐驱民从贼。当剿其顽抗者，抚其胁从者，分而治之。”

两派在朝堂激烈争论。恰在此时，前线传来噩耗：五月丙辰，延绥总兵俞冲霄在安定遭遇李自成，兵败被杀。李自成乘胜进攻榆林，幸被官军击退。

败报传来，主剿派气势更盛。唐世济当廷质问杨嗣昌：“招抚之诏方下，李自成便杀我将领，此岂可信抚耶？”

杨嗣昌面不改色：“李自成乃元凶，自当剿灭。然其余部众，多有被胁从者。若一概诛杀，是坚其从贼之心。”

崇祯被双方吵得头痛，最终裁定：“剿抚并行。巨寇必剿，胁从可抚。”

实际执行中，却混乱不堪。有的将领为冒功，杀降充贼；有的官员为省事，对真贼也一抚了之。更有甚者，出现“旋抚旋叛”的怪象：六月己亥，总兵官解进忠在淅川招抚一股流寇，宴请首领，却被灌醉杀害，所部复叛。

杨嗣昌见招抚难行，转而全力推行其“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策：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位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位巡抚分防而协剿。十位巡抚构成天罗地网，互相策应。

此策理论上严密，然需大量兵力、粮饷，且要求各省密切配合。在明末地方各自为政、将帅互相猜忌的背景下，几乎不可能实现。

更致命的是，杨嗣昌为筹措军费，力主加征“剿饷”，每亩加银一分五厘，全年得银二百八十万两。此举虽解燃眉之急，却使更多农民破产，为流寇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

七月，就在朝堂为剿抚之事争论不休时，北方传来晴天霹雳：清军破独石口入关，直扑昌平！

甲辰日，崇祯急派太监李国辅等分守紫荆关、倒马关等要隘——这是极不寻常的举动。自永乐以后，宦官不得典兵成为祖制。崇祯此举，显见对武将已彻底失去信任。

庚戌日，命成国公朱纯臣巡视边关。朱纯臣乃靖难功臣朱能之后，袭爵成国公，然养尊处优，不知兵事。派他巡边，纯属敷衍。

癸丑日，诏诸镇星驰入援。然各镇反应迟缓：宣大总督梁廷栋虽近在咫尺，却畏敌如虎；蓟辽总督洪承畴远在陕西，鞭长莫及；山东、山西兵则借口防贼，迟迟不动。

己未日，昌平陷落，巡关御史王肇坤等战死。清军距北京仅百里。

朝堂大乱。

兵部尚书张凤翼面如死灰，连上三疏请罪，自请督师迎敌。崇祯准奏，命其总督援军，却又派太监高起潜为“总监军”——这是崇祯的典型做法：既用文臣，又用宦官，使之互相牵制。

甲子日，崇祯下谕廷臣“助饷”，即要求百官捐银助军。此令一出，怨声载道。官员们或哭穷，或敷衍，捐银多者不过百两，少者仅数两。有御史私下讥讽：“陛下内帑数百万，何不取自宫中，而刮我等穷官？”

此时，前线传来唯一的好消息：壬戌日，陕西巡抚孙传庭在盩厔擒获贼首高迎祥，押送京师。崇祯大喜，下令磔高迎祥于市。然此喜讯难掩京畿危局，清军已连下宝坻等近畿州县，兵锋直逼通州。

八月，清军肆虐京畿，朝堂应对更是荒诞：

癸酉日，崇祯下令“括勋戚文武诸臣马”，即强制征用官员马匹。成国公朱纯臣献老马三匹，驸马都尉献病马一匹，百官纷纷效仿，所得皆羸弱不堪乘骑。

乙未日，卢象升率军入援，驻真定。然兵部令其“不可浪战”，只需“遥为声援”。卢象升愤而上疏：“臣率敢战之士二万，愿与建虏决死。若但尾随观望，何益于事？”疏入不报。

最富戏剧性的是唐王朱聿键事件。这位朱元璋第二十三子唐定王朱桱的八世孙，闻京师危急，自发率护卫兵千人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