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王。行至开封，被河南巡抚告发。崇祯大怒，以“违制擅离封地”为由，将其废为庶人，囚禁凤阳。此事寒了天下宗室之心，此后再无藩王勤王。

九月辛酉，清军饱掠后出塞。崇祯论“功”行赏：加卢象升兵部尚书衔，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张凤翼、高起潜“督师有功”，各赏银币。然朝野皆知，张凤翼畏敌避战，高起潜未发一矢，所谓“有功”，实为遮羞。

十月乙亥，工部侍郎刘宗周上疏，直指时弊：

“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布令太烦，进退天下士太轻。诸臣畏罪饰非，不肯尽职业，故有人而无人之用，有饷而无饷之用，有将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杀贼。”

他进而痛斥：“今日之祸，始于宦官用事。高起潜辈监军，将帅掣肘，何以制胜？温体仁辈辅政，排斥异己，何以求贤？”

此疏如石破天惊。刘宗周，字起东，号念台，浙江山阴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东林领袖之一，以刚直敢言着称。他这封奏疏，不仅批评宦官、内阁，甚至暗指崇祯本人施政有误。

崇祯阅疏震怒，朱批：“刘宗周妄言沽直，本应重处，姑念老臣，削籍为民，永不叙用！”

温体仁趁机落井下石，指使亲信弹劾刘宗周“结党营私，诽谤君上”。刘宗周被逐出朝廷，士林为之震动。

刘宗周离京那日，门生故吏送行至芦沟桥。老人回望京师，潸然泪下：“老夫去矣，诸君好自为之。大明三百年江山，恐葬送于党争私利之手。”

有门生问：“先生，朝局尚可为否？”

刘宗周摇头：“温体仁奸猾，张凤翼庸碌，杨嗣昌躁进，宦官弄权，陛下多疑……如此朝堂，安得不亡？然此非老夫所能言也。”

言罢登车，南下归乡，筑戢山书院讲学，不复过问朝政。刘宗周一去，朝中敢言者几绝，只剩阿谀奉承、明哲保身之辈。

十月丙申，在刘宗周削籍后仅十日，崇祯做出一项重大决策：命开银、铁、铜、铅诸矿。

此议源于户部尚书程国祥的奏请。程国祥，字仲若，江苏上元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面对空空如也的国库，他提出重开万历年间曾引起巨大争议的矿税。

“陛下，”程国祥在廷议中陈述，“辽东年需饷银六百万，剿贼年需四百万，而全国田赋仅四百万两。若不另辟财源，军需立断。万历年间开矿，岁入曾达三百万，今虽不及，亦可济急。”

此言一出，反对声四起。

吏科都给事中颜继祖道：“万历矿税之祸，殷鉴不远。太监四出，横行州县，激起民变无数。今流寇未平，若再开矿税，是驱民从贼也！”

程国祥辩称：“今与万历不同。当时太监恣横，因神宗皇帝深居不理。今陛下英明，严加约束，太监岂敢胡为？且开矿可募流民，使其得食，反可弭乱。”

两派争论不休。崇祯最终拍板：“开矿之事，准行。然须严立条规：一、由地方官主持，太监不得干预；二、课税从轻，不得盘剥；三、募民开采，以工代赈。”

旨意虽严，执行却完全走样。诏书一下，各地官员视为敛财良机，纷纷奏报“发现矿脉”。太监虽明令不得干预，然实际多有插手。矿监税使四出，横征暴敛，民怨沸腾。

最荒唐的是，许多所谓“矿脉”纯属子虚乌有。如河南巡抚奏报嵩山发现银矿，征发民夫五千开采，三月仅得劣银百余两，而耗费钱粮数万。山西某县为应付差事，竟将百姓家中铜器收缴，熔铸后充作矿铜。

矿税之开，非但未能缓解财政危机，反激化社会矛盾，成为压垮大明王朝的又一根稻草。

十一月丁未，崇祯下诏蠲免山东五年以前逋赋。这是一项德政，然山东连年灾荒，百姓或死或逃，田地荒芜，本就无赋可征。所谓蠲免，不过一纸空文。

十二月，辽东传来消息：清军大举征朝鲜。朝鲜使臣紧急求援，崇祯与阁臣商议竟日，最终决定：“令登莱巡抚派水师虚张声势，辽东军严守边关，不可浪战。”实则是坐视朝鲜被侵。

腊月廿三，小年夜。紫禁城笼罩在一片肃杀的严寒之中，岁末的朔风如刀似剑，呼啸着掠过重重宫阙的琉璃瓦顶，卷起漫天飞舞的琼瑶碎玉。

乾清宫外，汉白玉栏杆上积雪盈尺，丹墀下几株老梅在风雪中倔强绽放，暗香浮动，却无人赏鉴。

时近子夜，偌大的宫城万籁俱寂，唯有巡夜侍卫踏雪而行的“咯吱”声，伴着远处隐约传来的梆子报时，在空旷的殿宇间回荡，更添几分凄清。

各宫的灯火早已熄灭，妃嫔宫人们多已安寝，唯乾清宫东暖阁的窗棂上，还透出一片昏黄摇曳的光晕。

暖阁内，地龙烧得正旺，紫铜炭盆中银炭噼啪作响，散发出松木的清香。然而这暖意却驱不散弥漫在空气中的凝重与寒意。

崇祯皇帝朱由检独自端坐在紫檀木御案后，身上只着一件半旧的玄色团龙便袍，未戴翼善冠，乌黑的发髻用一根简单的玉簪束起，几缕散发垂落额前，衬得那张年仅二十八岁的面庞愈发苍白憔悴。

御案上，堆积如山的奏章文牒几乎将他瘦削的身形淹没。最上方，是一叠用黄绫精心装订的《崇祯九年大事记略》，由司礼监秉笔太监奉命编纂，记录着这一年来朝野发生的所有要事。

烛台上的三支儿臂粗的牛油烛已燃过半，烛泪层层堆积如小山，昏黄的光晕在崇祯脸上投下深深浅浅的阴影，使他眼下的青黑愈发明显。

他伸出修长却略显苍白的手指，轻轻翻开册页。纸张摩擦的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