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大臣前去镇压，恐怕局势将无法控制。

想到此处，他稍稍停顿了一下，语气变得愈发凝重起来：“但愿丁启睿能够迅速行动，以最快速度结束这场战斗，并尽快返回防守。时间拖延得越长，所面临的风险便越高。”

尽管心中明白这个期望或许只是奢望，但他仍然忍不住这样祈祷着。毕竟，当农民起义军与官军形成僵持局面时，想要轻易脱身绝非易事。张献忠又怎会如同木头般任人摆布？他必然懂得逃跑、躲避以及还击之术。

更何况，丁启睿手中仅有区区两万兵力，将其散布于广袤的湖广大地之上，无异于把一把细沙投入河中，能否成功捕获鱼儿尚有待观察呢。

时光荏苒，转眼已至八月十八日，紧接着传来的第二份军情报告更是令人忧心忡忡：由于对山东兖州和河南开封等地加征的练兵军饷数额过高，导致当地民众不堪重负，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民变事件。

情报很详细，是河套派往中原的商队带回来的。商队首领是个精明的晋商，在汇报时声音都在发颤：

“兖州那边，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一亩地收成不到一石，要交的税倒有一石二。胥吏下乡催税，带着锁链枷锁，交不出的当场锁走。有个姓王的老汉，三个儿子都被锁了，一气之下，拿着锄头砸了胥吏的脑袋。”

“这一砸就炸了锅。周围几十个村的百姓聚过来，开始只有几百人，后来变成几千、几万。他们冲进县城，杀了催税最狠的三个胥吏，打开县衙粮仓分粮。知府调兵镇压，但那些兵很多也是本地人，不肯对乡亲下手。”

“开封更严重。周王府有存粮十万石，宁可烂在仓里也不肯赈灾。饥民冲进王府，抢了粮仓，还打伤了王府管家。朝廷从归德调兵镇压，死了上千人，血把开封城外的汴河水都染红了，才勉强平息。”

商队首领说完，堂内一片死寂。顾炎武拳头攥得指节发白，许久才痛心疾首地说：

“这才加征两个月啊……百姓是真的活不下去了。朝廷那七百三十万两练饷，是要逼反全天下！”

黄宗羲冷笑，那笑声里满是悲凉：

“朝廷那帮老爷们，坐在北京城里，哪知道下面什么样子？他们只看到要加七百三十万两，却看不到胥吏下乡，层层加码，实际征收的可能是一千五百万两！知府要留一点，知县要留一点，胥吏更要捞一笔。到最后，百姓种一年地，收成全交税还不够，不反等什么？”

方以智比较理性，但声音也在发颤：

“现在的问题是，民变虽然暂时平息，但根源没解决。练饷还要继续收，百姓还会继续反。兖州杀了三个胥吏，朝廷会派十个更狠的；开封死了上千人，饥荒还在继续。这是个死循环，不解开，大明要亡于内乱。”

李健沉默良久，转向民政司官员刘文清：“咱们河套境内，有没有受到波及？”

刘文清赶紧汇报，声音里带着庆幸：

“目前没有。咱们的税制简单透明，田赋十一税，商税百分之五，工矿税百分之十，没有额外摊派。而且‘超产奖励’正在推行，百姓多打的粮食自己留六成，只交四成，积极性很高。河套平原今年风调雨顺，小麦亩产有望达到两石，是中原的三倍。百姓有奔头，没人愿意闹事。”

他顿了顿，补充道：“不过最近从山东、河南逃来的流民明显增多，每天都有几百人过黄河。府城四个粥棚从早到晚不断火，一天要消耗粮食两百石。安置压力很大，房舍不够，只能搭帐篷。”

“再大也要安置。”李健斩钉截铁，“人是最宝贵的资源。告诉各府县，腾出所有能腾的房舍——官衙、仓库、庙宇，先住人。同时组织流民开垦荒地，挖渠引水，给他们种子农具，保证明年春耕。”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南方：“加强黄河渡口的审查，每个过河的人都要登记来历，防止奸细混入。但记住，态度要好，他们是逃难来的，不是犯人。河套要成为乱世中的一片净土，这个名声不能坏。”

正说着，第三道军情到了——关于张献忠和罗汝才的动向。情报来自湖广的暗桩，用密语写成，译出来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分兵了？”李健看着情报，若有所思。

情报显示：为应对官军大规模围剿，张献忠与罗汝才决定分兵作战。张献忠率人向四川进军，劫掠川东州县；罗汝才率人留在湖广北部，与官军周旋。

“这是步好棋。”卢象升分析，手指在地图上移动，“张献忠入川，四川官军薄弱，秦良玉的白杆兵虽勇，但人数太少，守得住一两处，守不住全川。张献忠可肆意劫掠，补充粮草兵源。”

他手指移到湖广：“罗汝才在湖广与官军周旋，打游击，袭粮道，让杨嗣昌无法集中兵力。两人一东一西，互相呼应，官军顾此失彼。等丁启睿到了湖广，张献忠已经在四川站稳脚跟；丁启睿若追入四川，罗汝才就在湖广捣乱。”

李定国皱眉，年轻人的直觉让他感到不安：

“但分兵也有风险。万一官军集中力量先打一路，各个击破呢？罗汝才四万人，如果杨嗣昌调集湖广、河南、陕西三省兵力，至少能凑出十万，围住他不成问题。”

“所以张献忠选择了入川。”李健指着地图上那一片群山，“四川地形复杂，北有秦岭，东有巫山，易守难攻。官军若追入四川，后勤压力巨大，粮道漫长；若不追，张献忠可在四川壮大，然后出川，局面更不可控。”

他顿了顿，说出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