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再混乱的思绪也会变得清晰起来。说来也蛮好笑的，好像在那里就能自由自在地整理自己的想法。也许可以找到未来的方向。”

“万一你找不到呢？”

他呵呵笑出声。

“那我就会重十美国人务实的精神，承认事情行不通，回到芝加哥，有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

这番谈话给伊莎贝尔的冲击太大，她说着说着，也越来越激动。讲完之后，她楚楚可怜地看着我。

“你觉得我做对了吗？”

“那是你唯一能做的了，但更重要的是，你对他真的很温柔、很大气，又善解人意。”

“我很爱他，只希望他快乐。而且就算他真的远走高飞，某种程度上其实值得庆幸，我希望他离开被人指指点点的环境，这不只对他好，对我也好。我不能怪旁人说他不会有出息，我既讨厌这种批评，却又生怕被他们说中。但拜托不要说我善解人意，我一点也不晓得他想要什么。”

“也许你的内心晓得，只是理智上无法了解，”我微笑道，“为什么你不立刻嫁给他，跟他一起去巴黎呢？”

她的眼中浮现出淡淡笑意。

“我很想这么做，可是没办法。虽然不太想承认，但我真的觉得，没有我在身边，他会比较自在。如果尼尔森医生说得没错，他受到之前创伤的影响，那么换个环境，找个感兴趣的事，应该可以帮助他复原。等到他找回内心的平静，就会回到芝加哥，像其他人一样进入业界，况且我也不想嫁给成天游手好闲的人。”

由于成长环境的缘故，伊莎贝尔从小就接受了大人灌输的价值观。她不会想到钱的事，因为生活向来都是衣食无缺。不过，她仍然能凭直觉认为钱很重要，钱象征着权势和社会地位，男人赚钱天经地义，人生本来就该为此努力。

“你说自己不了解拉里，其实并不奇怪，”我说道，“因为我敢肯定他也不懂自己。他不谈自己的目标，可能是因为根本没有明确的目标。不过嘛，我对他的了解也不多，这只是我的臆测：他有没有可能在寻找什么，但是并不清楚自己要什么，甚至也没把握找得到？也许他在战争期间的遭遇，让他无法获得平静。你觉不觉得，他可能在追求某种虚无缥缈的理想？好比天文学家想寻找一颗星体，而它唯一的存在证据就是数学上的计算结果。”

“我觉得他好像在为什么事苦恼。”

“是他的内心吧？可能他有点怕面对自己的真心，虽然隐约看到未来的志向，却不敢去相信真有其事。”

“有时候我觉得他好奇怪，好像梦游到一半，忽然在陌生的地方醒来，不晓得自己身在何处。战争还没发生的时候，他再正常不过了，他的一大优点就是对生命抱有热情。他以前吊儿郎当、开朗无比，是大家的开心果，个性体贴又幽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他像换了个人似的？”

“我也无从得知。有时候，小事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端看当时的处境和心情。我记得有次参加万圣节，就是法国人所称的死者节，前往某个村庄的教堂做弥撒。德军第一次入侵法国时，还曾经骚扰过那个村子。教堂里挤满了军人和黑衣女子，墓园里是一排排小小的木十字架。弥撒进行的时候，气氛哀戚庄严，在场的众人不分男女都频频拭泪。我当时觉得，也许长眠于地下的死者比活人还要幸运。我把感想告诉一位朋友，他问我是什么意思，我也无法解释，但看得出来他把我当成十足的傻瓜。我还记得，某场战斗过后，许多法军的尸体层层交叠，好比木偶剧团破产后剩下的提线木偶，不再具有任何利用价值，被胡乱丢在灰尘满布的角落。当时我有个念头，跟拉里对你说的一样：死人完全就是死透的样子。”

我不希望读者认为好像我在搞神秘，故意不说在战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导致拉里性格大变，然后在适当时机让这个谜团揭晓。其实他应该没跟任何人说过。不过多年后，他向我们共同的朋友苏姗·鲁维耶提到了那名舍身救他的空军弟兄。这是苏姗跟我说的，所以我只能把她用法语说的内容翻译过来。拉里和中队另一名男孩创建起深厚的交情，苏姗只知道他的绰号，因为拉里总这么称呼他。现在看来，这绰号还真是讽刺。

“他个头不高，有一头红发，爱尔兰人，我们管他叫帕西15，”拉里告诉苏姗，“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精力充沛的家伙，简直就是生龙活虎。他的脸长得怪模怪样，笑起来也挺古怪，平常只要看到他，想不笑出来也难。而且他有种大无畏的魄力，完全不顾后果，什么不合常理的事都做得出来，常被长官叫去臭骂一顿。他这人天不怕地不怕，就连打仗时差点丢了小命，都可以笑得合不拢嘴，好像是什么天大的笑话。不过，他非常有当飞行员的天分，在天空中既沉着又机警。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大我几岁，所以很照顾我，但其实说来有点滑稽，因为我足足比他高六英寸，如果打起架来，我绝对可以一拳把他撂倒。有一回在巴黎，他喝得烂醉，我因为怕他闯祸，就真的把他给打昏了。

“我刚加入中队的时候，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很怕表现得不如别人，但他老是会说些好话，让我能恢复自信。他很轻松地看待战争这件事，也不恨德国鬼子，可是他喜欢打仗，所以只要能打仗，就觉得快活得不得了。在他眼中，打下德军一架飞机，不过就是恶作剧成功。他凡事都横冲直撞、不受拘束，也不知轻重，但十足真性情，想不喜欢他也难。如果朋友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