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那就是认为当前外患已消，边事已宁。既然外部威胁已不存在，当然要回过头来抓紧解决内部问题。

然而，且不说他们解决问题的动机方向是否对头，单就“天下太平”这个认识而言，便是大错特错。金军业已北还不假，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宋王朝从此便可高枕无忧。目下战略要地燕京地区仍在金东路军手中，西线重镇太原之围始终未解，威胜军德隆府等地又被金西路军于回师途中相继拿下，整个北部防线依旧是千疮百孔捉襟见肘，而金军则秣马厉兵磨刀霍霍随时可能卷土重来。敌情严重若此，哪里是宋朝君臣想要太平便能太平得了的。

如果说赵桓及其臣属一个个全是毫无头脑的白痴，那肯定是冤枉了他们。假如真是那样，他们屁股底下那把交椅也坐不住。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对这种杀机四伏的局面视而不见置若罔闻？解释只有一个，就是他们的关注焦点，只是落在了维护自身的眼前利益上，而丝毫没顾及国家的长远利益。

有国才有家，国强才能家安，这个大道理人人会说，但落实到行动上，却未必人人都会按照先国后家的原则去做。因为国家利益与某个人某个集团或某个局部的利益，在许多时候并不一致，有时甚至是严重地背道而驰。牺牲个人利益去成全国家利益，舍己为公碧血丹心一场，到头来受益的是别人，而自己却落得个倒霉透顶的下场，这样的事例不在少数。赵桓和他的那些臣属们天生不是做这种非常不划算的傻事的人，所以说，他们并不白痴，他们很会算账。相对而言国家利益总是显得比较虚，而个人利益则很实在，国家利益受损，要倒霉人人有份，而个人利益受损，倒霉的该是谁就是谁。这笔账这样来算，应当先顾哪头，自是一目了然。

至于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不可分割的关联，那不是仅仅通过哪一个人去体现的，因此哪一个人也犯不上单独去操这份心。赵桓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眼前利益忙碌得不可开交，哪有工夫去务那个国家利益的虚。

有句名言叫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皇上和朝廷大员的境界尚且如此，广大黎民百姓中又能有多少人会真正想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于是一事当前先为自己打算，豺狼入室只求苟且自保，能忍则忍得过且过，各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只要屠刀还没压颈，尽量不去引火烧身，便成了普遍的处世之道。千百年来，泱泱华夏不能坚凝如铁挺立如山，却似一座松软的沙丘，只须小小外夷随意戳上一拳，便能捣他个稀里哗啦，其中的原因固然错综复杂，但这种自上而下普遍信奉的将个体利益局部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全局利益之上的处世之道，无疑是尤为严重的一条。因为这样一来，当面对凶猛残忍的强敌时，首先便自我消解了自身的最大优势。

李纲在这种内耗方面不随大溜，他不耐烦而且很厌恶去纠缠那些钩心斗角的烂事。他要抓紧做的是他认为有意义的大事，他所关注的是对当前局势的了解和研究，因此这时他的头脑就比较清醒。为了防患于未然，从南都返京后，他便将大部分的精力，都投放在了思考下一步的御敌之策上面。他认为这才是当前首当其冲的当务之急。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李纲向赵桓条具了备边御敌八策。这八策，包括了建太原真定中山河间为藩镇、遣使团结训练河北河东保甲、复祖宗监牧之制括养天下马匹以充军用、在安肃广信西山一带开壕设沟限隔胡骑、在近京四辅郡诸畿邑筑城置橹、优免河北河东州县租税、赈恤三镇民众、储峙籴买充足的粮草以备战事、恢复陕西解盐旧制以慰关陕兵民之心等内容。它虽不能说已是面面俱到尽善尽美，但从国防到民生，从军事到政治，从目前到长远都考虑到了。而且其中没有脱离实际的空话，基本上皆切实可行。

李纲对这八策的实效是颇为自信的，他希望能够以此为基础，在皇上的主持下，经过集思广益补充修改，形成一套系统而完备的御敌方略，并且尽快地付诸实施。他相信，如果上下齐心，全民协力，将这些措施一一迅速地贯彻落实下去，朝廷的国防力量必定会在较短时间内有大幅度的增强，从而令敌国暂时不敢轻举妄动。这样稳住阵脚后，再进一步全面地健全和推行富国强兵之策，汲取历史教训，革除前朝积弊，则不出数年，敌强我弱被动挨打的势态便会发生本质性的改观。

联想到这个令人振奋的前景，李纲的心情很有些激动。能够亲手引导大宋从孱弱重新走向强盛，那种彪炳千秋的成就感，是获得怎样丰厚的物质利益都不可替代的。

然而李纲的想法却不免幼稚了。众人皆醉其独醒，众人皆浊其独清，有史以来这样的人就很容易碰壁。建策呈奏上去，赵桓看了兴趣不大。他认为如今天下方安，依李纲之言这么折腾反而添乱。他很无所谓地将李纲的奏折交付宰执们传阅，宰执们看出皇上对此并不热衷，附和李纲之建策者也不多。于是李纲苦心设计出来的这备边御敌八策，便被当成一沓废纸束之高阁，没了下文。

赵桓一干人终日所津津乐道的，还是什么立东宫、开讲筵、肃异党、详礼仪之类。李纲认为这些事都不是眼下应当做的，其中有些事还非常无聊，因此态度消极很少参与，这就显得与人格格不入，比较不合时宜，无形中便变成了一个孤立的另类。他与皇上赵桓的关系，亦在不知不觉中渐次疏远。呕心沥血捧出满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