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寒门出身的“聪明人”

1978年，张狂出生在华北一个三线城市的机械厂家属院。

父亲是车间副主任，母亲是厂办小学的语文老师。

在家属院里，这算是体面的家庭——但也仅此而已。

张狂从小就知道自己“聪明”。

小学三年级就能帮父亲算车间里的物料账，五年级时发现厂里采购的账目有问题，偷偷告诉父亲，结果揪出一个贪污了八千块钱的采购员。

那一年是1988年，八千块相当于普通工人十年的工资。

“这孩子，将来有出息。”厂领导摸着他的头说。

可张狂的聪明带着一股邪劲儿。初中时，他发明了一种“抽签游戏”——让同学花钱抽纸条，纸条上写着不同的“奖品”：可能是橡皮擦，也可能是五毛钱。

他精心计算概率，确保自己永远稳赚不赔。

直到有个同学抽光了早饭钱，哭着回家，老师才发现了这个“赌局”。

父亲用皮带抽他：“小聪明要用在正道上！”

张狂咬着牙没哭。他在心里算：一共收了十七块三毛，成本三块二，净赚十四块一。皮带抽在身上的疼，值这个价。

1996年，张狂考上了省财经大学。他是家属院里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孩子，父亲摆了三桌酒席。

酒桌上，厂领导又说了那句话：“这孩子，将来有出息。”

可大学的现实给了张狂当头一棒。他发现自己那点“聪明”在大城市孩子面前不值一提——人家从小学英语、用电脑，父母是教授、官员、商人。

他连windows系统都要从头学起。

大二那年，张狂发现了自己的新天赋：记数字。

他能一眼记住一页股票代码和价格，第二天还能复述出来。

证券投资学的老教授发现他这个能力，把他招进课题小组。

1999年，教授带他们去上海参观证券交易所。站在陆家嘴的玻璃幕墙下，张狂第一次感受到金钱的力量——那不是机械厂车间里机器轰鸣的力量，而是一种寂静的、却能让整个城市匍匐的力量。

“老师，在这里工作的人，一年能赚多少？”他问。

教授笑了笑：“多的，一年能买下你们整个机械厂。”

张狂记住了这句话。

毕业时，他拒绝了老家银行的工作，撕掉了父亲托关系弄来的国企录用通知，买了一张站票，站了二十二个小时，去了魔都。

2，魔都不相信眼泪

2002年的魔都，浦东开发如火如荼。张狂在陆家嘴一家小券商找到工作——交易员助理，月薪三千五。

他住在浦东崂山路的老公房里，十平米，没有窗户，月租八百。

每天早晨五点起床，坐公交过江，六点半到公司，给交易员擦桌子、泡咖啡、整理前一天的交易记录。

带他的交易员姓赵，四十多岁，脾气暴躁。

有一次张狂记错了一个委托单的价格，赵交易员把咖啡泼在他脸上：“滚回你的北方老家去，这里不是你们乡下。”

滚烫的咖啡顺着脸颊流进衣领，张狂没擦。

他默默捡起地上的文件，重新核对。

那天晚上，他在卫生间里对着镜子看了很久——脸上有烫红的印子，眼睛里有血丝，但更多的是不甘。

他开始玩命。

别人下班他去图书馆，看《日本蜡烛图技术》《股票作手回忆录》，看不懂英文原版就看盗版翻译。

三个月后，他能背出沪深300所有成分股的基本面数据；半年后，他能从分时图里看出主力资金的动向。

2003年春天，赵交易员出差，让张狂临时盯盘。

那天上午，一支叫“华立科技”的股票异动，张狂根据自己总结的模型判断这是启动信号，用赵交易员账户里闲置的两百万资金全仓杀入。

下午，股票涨停。

赵交易员晚上回来，看到账户里多赚的二十万，愣了很久。第二天，他把张狂叫到办公室，递给他一支烟——这是第一次。

“你小子，有种。”赵交易员说，“但从今天起，记住一件事：在资本市场，你对了九十九次，错一次，就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张狂记住了前半句，没记住后半句。

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启动，A股开启大牛市。

张狂已经成了正式交易员，管理着五千万资金。那一年他二十七岁，赚钱赚到手软。

他在浦东买了第一套房，八十五平米，首付六十万——他三个月就赚出来了。

父亲打电话来：“狂啊，差不多就行了，回老家吧，给你在财政局找了个位置……”

张狂打断他：“爸，我在魔都一天赚的钱，比你一年工资都多。”

电话那头沉默了。张狂忽然有些后悔，但更多的是痛快——那种终于证明了自己的痛快。

3，第一次坠落

2007年10月16日，上证指数冲到6124点。整个市场疯了，扫地阿姨都在讨论股票。

张狂管理的资金膨胀到三个亿，他的年终奖是一套黄浦江边的公寓。

他买了第一块劳力士，第一套阿玛尼西装，第一次走进外滩十八号。酒桌上，别人叫他“张总”，他说：“叫我狂哥就行。”

2008年1月，市场开始下跌。张狂判断这是正常调整，加仓。

3月，跌势加剧，他继续加仓——他相信自己的模型，相信那些技术指标。5月，汶川地震，市场恐慌，他依然没减仓。

9月，雷曼兄弟倒闭，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上证指数像断了线的风筝，一路向下。

张狂的三个亿，缩水到八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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