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余万户，人丁8468万余，土地860万余顷，其中军屯40万余顷，比洪武年间少了一半，这个是账面上的，还需要清理。考虑到人丁的计算方式，目前全国总人口应该已经逼近1亿左右。

　　人口增长并不是有统一的曲线。如果没有外力影响，封闭人口的自然增长律大约为每隔20—30年递增1倍。

　　然而即便是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也不可能以几何数或者倍数增长，除了战争和灾荒，也在于饥荒、疾病等导致的人口减少。

　　在农耕时代，即便是盛世，能够保持年人均5‰就殊为不易了。

　　从永乐元年到如今，刚好60年多一点，只增长了差不多10万，平均每年不过30万；当然，其中必须要考虑宣德年间放弃安南的因素。

　　汪舜华叹了口气，放弃容易，想要拿回来，太难。

　　好在现在没有国际和地方势力干涉。

　　年底前，对官员进行了新一波的调整。詹事府詹事林文致仕，这几年他在詹事府主持了多部典籍的编撰，汪舜华对他很是欣赏，让他到集贤院担任学士，陈循进大学士。礼部左侍郎倪谦继任詹事，右侍郎刘定之进左侍郎，翰林院学士柯潜调右侍郎。

　　这样看规模不大，但吏部官员却忙成狗，因为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事实上，景泰年间比较突出的冗官冗员问题经过建极初年的清理，已经得到了彻底的根治；而这几年的改革中，新设了不少省府县还有办事机构，包括海关、织造等等，还有临时到地督导的，都需要官，而汪太后不喜欢荫官，但进士又太珍贵，举人太学生授官都是从正九品起步，要熬成正七品就需要六年，所以现在其实缺官严重。

　　再缺官，也必须首先保证地方主官，省一级的布政使、按察使什么的，都是双领导，还可以缺一个，或者有了布政使，下面参政、参议缺了就缺了，但知府、知县之类的是必须配备到位的，尤其汪太后看重地方经历，要求除了三鼎甲和庶吉士，新进士全部到地方任职十年，而且头三年必须在偏远地区，然后再根据实绩内调。

　　但是新进士还没到怎么办？没关系，先把南京的官派过去，还不够？那就北京的官。因此很多参加改革的官员回京复命，接着就被派到地方了。

　　此外，江南地区的改革虽然已经完成，但那边士大夫的情绪很不满，商人也在寻机找事，成国公朱仪还不够，还要加强南京的镇守力量。

　　与此同时，中央官和地方官还要加强交流。各部尚书不说，侍郎提一级，下去做布政使，佥都御史做按察使，郎中为知府，给事中之类的作知县；相反，业绩出色的布政使到北京担任尚书侍郎。

　　刑部左侍郎周瑄任南京刑部尚书、右侍郎林聪任南京左都御史。

　　户部左侍郎薛远出任广东左布政使，通政使张文质任河南右布政使，左佥都御史何乔新任四川右布政使。

　　右通政杨贡升为太仆寺卿，专管养马。

　　山西右布政使陈翌为户部左侍郎，仍食正二品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