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早餐时，一家人围坐在那张被岁月磨得发亮的旧方桌旁。桌上摆着简单的稀饭、咸菜和昨晚的剩菜。刘正茂一边扒拉着稀饭，一边留意着父亲的脸色。父亲刘圭仁还是那副心事重重的样子，闷头吃着，很少夹菜，连筷子碰碗的声音都比平时轻。舅舅华孝义则不时偷偷看一眼父亲，欲言又止。

“爸，”刘正茂忍不住开口，打破了沉默，“您身体还好吧？我怎么看您这两天精神头不大对，是哪儿不舒服吗？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刘圭仁正夹着一根咸菜，闻言手顿了一下。在外头被人欺负、被硬生生抢了东西还受辱，这种事让他这个当爹的怎么好意思跟儿子说？尤其儿子现在在外面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他觉得说出来丢人，也怕给儿子添麻烦，更怕儿子年轻气盛，万一去找那个“老苏”理论，再惹出什么事端来。他赶紧把咸菜放进嘴里，含糊地“唔”了一声，低下头，避开了儿子的目光，随口找了个最常用的借口：“没事，前……前两天可能有点着凉，感冒了。吃了点药，好多了，没什么大事。人老了，不中用，一点小毛病就这样。”

刘正茂看着父亲躲闪的眼神和明显言不由衷的话语，心里知道肯定不是感冒这么简单。但父亲不愿意说，他也不好强问。他点点头，语气放缓：“那您可得注意身体，多休息，别太累着。对了，爸，您今天上午要是没什么事，能帮我去阴家村那边照看一下吗？许丙其的表哥要在那边院子里卸一车货下来，我怕许丙其粗心大意，或者卸货的人不仔细，您帮忙过去盯着点，看着他们把货都卸完，别出差错。”

旁边的华孝义一听“卸货”两个字，立刻放下碗，眼珠一转，抢先说道：“哎呀，正茂，姐夫身体不舒服，要不还是我去吧？不过我上午正好有个朋友约好了，让我用三轮车去帮他家里运点东西，都答应人家了，不好推……”

刘正茂摆摆手，打断了华孝义明显想推脱的话：“没事，舅舅，你那朋友的事要紧，你去忙你的。我爸就是去看看，监督一下，又不用他动手干活。那边会从南站请专门的搬运工来卸，我爸就在旁边看着，指点一下摆放位置就行，累不着。”

刘圭仁也想着找点事做，分散一下心里的憋闷，便点点头答应：“行，反正上午也没啥事。我等下吃完了就过去，在阴家村院子门口等着他们。”

“哎，好，那就辛苦爸了。” 刘正茂心里松了口气。有父亲去盯着，他放心些。

这边早饭还没完全吃完，就听见外面传来一阵略显拘谨的脚步声和说话声。紧接着，门口光线一暗，三个人影出现在门口。

是谷永金，他带着一位衣着朴素、面容带着长期操劳痕迹的中年妇女——正是他母亲谷娭毑，以及陈小颜。

谷永金和陈小颜从春城坐火车回来，原本应该比刘正茂他们开车还早到一天。可是这年头火车晚点是家常便饭，他们的车从春城开出就一路晚点，等颠簸到溶城中转站时，悲剧地发现，原本计划衔接的那趟开往江南省城的火车，早就开走了！两人都是第一次出远门坐火车，遇到这种情况，顿时慌了神，在人生地不熟的车站里急得团团转。最后还是车站的工作人员看他们可怜，帮忙改签了第二天同一车次的票。两人身上有钱，但舍不得花钱去住招待所，硬是在溶城火车站的候车室里，靠着冰冷的木头长椅，干坐苦熬了一天一夜，才重新坐上火车。结果，他们到达江南省城的时间，反而比开车赶路的刘正茂还晚。

昨天傍晚，当谷永金突然带着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削、明显带着乡下劳作风霜痕迹的年轻姑娘踏进家门时，谷家并没有出现预想中那种久别重逢、喜极而泣的场面。谷家的气氛，更多的是错愕、不安，甚至有一丝难以掩饰的忧虑。

谷家的情况，其实和刘正茂家有些类似，又有些不同。解放前，两家都有自己的生意。刘家是开豆制品作坊的小业主，雇了几个工人。而谷家，做的却是“脚行”生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垄断了朱张渡和灵官渡这两个码头装卸业务的“搬运公司”。

在那个年代，要做这种生意，黑白两道都得吃得开，手底下也得有一帮敢打敢拼的弟兄。谷永金的父亲当年都是“圈子会”成员，为了抢码头、争生意，没少跟人结怨。这也导致了他们家解放后的成分被划为“资产阶级”，比刘家的“小资产阶级”还要“高”一等，处境也更艰难。

正因如此，谷永金和他姐姐谷永霞，成了最早被“下放”到边疆农村的那一批知青。每次儿子写信回来，字里行间都是诉不尽的苦。可谷家成分不好，父母自身难保，什么招工、招兵、回城的名额，根本轮不到他。谷永金的父亲，那个当年在码头上也算是一号人物的汉子，如今早已被生活磨平了棱角，在运输队做着最苦最累的搬运工，精神彻底垮了。他每天下班后唯一的慰藉，就是那劣质的散装白酒和呛人的旱烟，挣的那点微薄工资，大半都消耗在这上面，对家里几乎没什么贡献。

谷娭毑自己则在街道办的糊纸盒厂做临时工，一个月挣个十几二十块，要养活下面两个还在上学的女儿——谷永莲和谷永桃，日子过得紧巴巴，常常是拆东墙补西墙。儿子突然回来，她心里自然是高兴的，可儿子身边还跟着一个明显是乡下姑娘的陈小颜，这份高兴立刻就打了折扣，变成了沉重的负担。家里已经这么困难了，再多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