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圭勇……三弟……是哥哥我对不住你啊！家里的担子，最后全压在你一个人身上了……我这个当哥哥的，没尽到责任，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啊！” 刘圭荣用颤抖的手捧着那封来自大陆幼弟的家书，泪水如同断了线的珠子，不断滚落，打湿了信纸。他双眼模糊，声音哽咽，对着空气，对着那遥远故乡的方向，喃喃自语，充满了无尽的愧疚与悲痛。

这封由幼弟刘圭仁亲笔写就的信，字字泣血，详细讲述了自刘圭荣随军南逃后，留在大陆的三个弟妹所经历的苦难岁月。

信中说，当年姐夫和二哥随军离开后，老家那几十亩赖以维生的田地，就全交给了老三刘圭勇一个人打理。五十年代初，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开始了，刘圭勇因为名下拥有这些土地，被划定了“地主”成分。土地被全部征收分配，家里的境况一落千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顶着“地主”帽子的人，日子过得异常艰难，备受歧视和打压。

最让刘圭荣心如刀绞的是，信中提到，三弟刘圭勇一生未婚，性格倔强要强。在1961年那段全国性的困难时期，他独自一人在老家苦苦支撑，最终没能熬过去，在贫病交加和长期的饥饿中，不幸病故。而最令人痛心的是，为了不连累已经出嫁、生活同样不易的五妹，也怕影响在省城工作、同样处境敏感的幼弟刘圭仁，三哥至死都硬撑着，没有去打扰近在咫尺的妹妹，更没有给远在省城的弟弟捎去任何求助的口信！他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孤零零地走了。直到他去世后，公社才派人通知到刘圭仁。当时刘圭仁正在酱菜厂上班，闻此噩耗，如晴天霹雳。他连忙请假赶回老家，却连给三哥体面下葬的勇气都没有——地主身份，不敢大办丧事。他只能悄悄找相熟的乡亲买了一副薄棺，将三哥草草安葬在了父母坟墓的旁边，让他落叶归根。信纸到这里，字迹已被泪水晕染得有些模糊。

信里还提到了五妹刘紫竹的情况。五妹嫁人后，生了一女一子。可惜她丈夫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身体不好，早些年就病故了。五妹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生活极其艰难。有一次上山砍柴，不慎摔伤了腿，因为没钱及时医治，耽误了病情，导致腿骨畸形愈合，瘫在家里动弹不得，生活几乎陷入绝境。直到去年，刘圭仁下乡探望时才发现五妹的惨状，强行把她接到地区的人民医院，自费做了接骨手术，才勉强把腿治好，现在总算能拄着拐杖下地慢慢行走了。好在五妹的儿子张金城比较争气，随舅舅来到省城，学了手艺，现在每月有了固定收入，五妹家的生活这才算有了一点基本的保障。

在信中，刘圭仁对于三哥的悲惨离世和五姐的艰难境遇，描述得极为详尽，字里行间充满了悲痛与无奈。而对于他自己在省城的小家庭情况，却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几句，无非是“一切安好，勿念”之类的话，显然是不想给远在海外的二哥增添更多的心理负担。

通过这封家书，刘圭荣大致了解了留在大陆的亲人们这二十多年所经历的磨难。尤其是三弟刘圭勇的惨死，像一把尖刀，狠狠地刺穿了他的心脏，让他悲痛难抑，心情久久无法平静。童年时，大姐主要负责家务，而田里的农活，父亲总是带着他和三弟圭勇一起去干。他们兄弟俩年龄相仿，一起在田间地头摸爬滚打，感情最为深厚。五妹和最小的七弟年纪小些，通常玩在一起。刘圭荣万万没有想到，当年随姐夫仓皇出逃前，与三弟圭勇那匆匆一面，竟成了永诀！此一别，便是天人永隔，连最后一面都未能见到！这成了他心中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接下来的两天，渔业大队的船队继续按照计划进行捕捞作业。刘正茂就一直留在伯父刘圭荣的渔船上，陪着心情沉重的伯父聊天。叔侄俩聊了很多，内容天南海北，既有刘正茂主动介绍的大陆这些年的变化、家里的现状以及对未来的看法，也有刘圭荣迫切想了解的关于家乡、关于亲人、关于各种政策的详细情况。这两天的深入交谈，基本达到了刘正茂此行沟通信息、安抚亲人、传递希望的预期目标。

在这两天里，伙伴周定飞指挥着雇佣来的四名水手，驾驶着渔船，紧跟着大陆渔业大队的船队，也适时下网捕捞，颇有收获。船上的伙食很简单，就是现捕现煮的各种海鲜，用清水一煮，蘸点酱油，味道就极其鲜美，刘正茂也吃得十分惬意。

第三天中午，陈光普所在的渔船再次缓缓靠帮，与刘圭荣的船并靠在一起。陈光普站在甲板上，朝着对面喊道：“刘老板！我们这边的捕捞任务完成了，准备返航了！我来接刘仔回去！”

刘圭荣闻声从船舱里探出头来，回应道：“好！陈同志，稍等一下！我给孩子准备了一点东西，要搬到你们船上去！” 说完，他示意周定飞和几名水手，从船舱里搬出几个用黄色厚纸板箱装着、外面没有任何标识的货物，小心翼翼地传递到了陈光普渔船的甲板上。

随后，刘正茂和刘圭荣一起从船舱里走了出来。临别在即，刘圭荣紧紧握住侄子的手，眼眶再次湿润，声音沙哑地嘱咐道：“正茂，我的好孩子！回去以后，一定要替伯伯……好好照顾你爸爸，还有你满姑！他们……他们受苦了！如果……如果伯伯有生之年，还能有机会回家乡，一定……一定要好好感谢你！”

刘正茂心里也充满了离别的伤感，他动情地说：“伯父，您一定要保重身体！相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