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到时候，您就带着堂兄一起回来！就住在我家，我来负责照顾你们，给您养老！”

“好孩子！你有这份心，伯伯就知足了！回去吧，路上小心！” 刘圭荣强忍着泪水，挥挥手，目送着刘正茂在陈光普的接应下，安全地跨过两船之间的船舷，回到了大陆的渔船上。

刘正茂站在陈光普渔船的船头，看着伯父的船开始缓缓调整方向，与自己所在的船拉开距离。他忽然想起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双手拢在嘴边，用尽力气朝着渐渐驶离的伯父喊道：“伯伯！我交代您的那件事！您一定要记在心上！千万！千万要去找人办啊！绝对不能忘记了！” 他指的是之前私下交谈时，他建议伯父想办法去接触和了解一些新的政策动向和信息渠道，为未来的可能变化做准备。

刘圭荣站在自己的船尾，同样大声回应，声音在海风中有些飘忽：“放心——！伯伯记着呢！一定按你说的去办——！” 他努力挥着手，直到泪水再次模糊了视线，看不清侄子的身影。

陈光普的渔船载着满舱的渔获，不能长时间停留，立即启程返航。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夜间航行，在第四天的凌晨时分，顺利返回了汕尾渔港。

早已在码头等候的渔业公司工作人员立刻上船，按照标准，收走了所有符合规格的鲜鱼，进行过磅、结算。而许丙其这几天并没有跟随船队出海，他和那个叫狗子的本地少年玩得很熟，天天在海边撒欢，晒黑了不少。刘正茂回来时，看到那辆跃进牌货车已经整齐地装上了六千多斤用盐腌渍好的海鱼。

等渔业公司的人忙完离开后，陈光普才招呼本家的几位陈姓渔民兄弟帮忙，小心翼翼地将刘圭荣送给刘正茂的那几个沉甸甸的、没有任何标记的黄色纸板箱，从渔船上搬下来，稳稳当当地装到了货车上。

回到陈鹏家里，大家匆匆吃了早饭。饭后，刘正茂与陈光普按照事先约定，结清了一万三千多斤腌海鱼的全部货款。由于货车一次装不完，剩下的近七千斤鱼，双方约定好，过几天再由许丙其单独开车来拉一趟。

上午十点多钟，所有事情处理妥当，刘正茂和许丙其再次检查了车辆和货物捆绑情况后，发动汽车，踏上了返回江南省城的归途。

从刘正茂回到陈光普的渔船开始，直到最后离开汕尾，在这整个过程中，陈光普自始至终都没有开口询问一句关于刘正茂与他那位海外亲戚会面的具体情况，没有打听任何隐私细节。而刘正茂也没有主动向陈光普透露任何关于谈话的内容。两人之间保持着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一种建立在长期合作和相互信任基础上的、真正的君子之交——淡如水，却源远流长。

那两天在颠簸的渔船上与侄儿刘正茂的深入交谈，给刘圭荣留下了极其深刻、甚至可以说是颠覆性的印象。这个来自大陆的年轻人，展现出的远见卓识和对时局的洞察力，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除了倾诉骨肉亲情、了解家族往事之外，刘正茂花了大量时间，向伯父系统地分析了他对两岸三地未来政策走向以及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判断。在刘圭荣看来，当时两岸的社会经济水平差距巨大，但刘正茂所描绘的未来图景，却大胆得近乎“不切实际”。

按照刘正茂的预测，台岛方面迫于内外压力和发展需要，很可能在五年之内，就会逐步放开对大陆的探亲和文化交流限制，届时两岸的人员往来会变得频繁起来。而大陆方面，也不会长期固守现有的封闭政策，在可预见的未来，一定会打开国门，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基于这种前瞻性的判断，刘正茂强烈建议伯父刘圭荣，一定要有战略眼光，争取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恳切地对刘圭荣说：“伯伯，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一旦政策出现松动，您一定要紧紧跟上，利用您在港城的地理优势和这些年积累的经验，率先进入内地市场。这将是您未来事业，甚至是我们整个家族重新崛起的一个历史性机遇！”

为此，刘正茂给出了非常具体、操作性很强的建议：首先，刘圭荣不能只满足于现在这种小打小闹、风险高的海上走私生意。他必须尽快在港城注册一家正规的公司，要有固定的、像样的办公地点，建立规范的财务会计体系。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将来政策放开时，能够以合法、合规的“港商”身份，光明正大地进入内地投资兴业，这比“水客”的身份要安全、可靠得多。

其次，也是刘正茂反复强调的最关键的一点：刘圭荣这次回到港城后，必须主动、积极地去向“星化社驻港分社”靠拢。他解释说，“星化社”是大陆在港城的重要窗口单位，承担着大量的沟通、联络、信息传递乃至部分审批职能。与“星化社”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获得他们的信任和认可，就相当于拿到了未来进入大陆市场的“金钥匙”和“通行证”。

离开大陆几十年，刘圭荣对大陆内部的真实情况了解甚少，信息主要来源于港台一些带有偏见的报纸和广播。由于自己特殊的“逃台”人员身份，他以前从未想过，甚至不敢想象有朝一日还能回大陆做生意。但听了侄儿这番高瞻远瞩、条理清晰的分析和建议，刘圭荣沉寂已久的心开始活络起来，内心深处那团渴望叶落归根、为家族做点实业的火焰，被重新点燃了。他开始认真思考、评估这件事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