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包括夏夜闪烁的星空……热情的观众、排练完美的合唱团，精心编排的军队游行——但是只要下一场雨就全部都毁了。”[70]

近现代的统治者想利用爱国大会——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庆典到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的法西斯大型集会——取代传统节庆，但从以上种种描述来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成效不佳。失败的原因和意识形态没有太大的关系，不论是左翼的法国大革命，或是二十世纪恶毒反动的法西斯政权。失败的是他们所用的手段：无止尽的游行、阅兵和激情的演讲。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手段本身就在传达某些讯息——权力、军事主义、团体至上，但时间一久，这些讯息就变得令人厌烦。

就算当作单纯的娱乐活动，爱国大会也不够格。首先，爱国大会是非常严肃的场合。传统嘉年华则带有颠覆性的幽默，平民扮成大官，和平地嘲讽当权者，享受几天的放纵。但我们在这一章所提到的爱国集会就没这么轻松，罗伯斯庇尔举办的庆典充满清教精神，绝不会有嘲讽剧，更没有人敢把希特勒演成“蠢蛋王”，骑着驴子在街上倒走。嘉年华的愉悦完全不见，纳粹举办的这类爱国大会，只是要赞扬国家权威，是要灌输公民美德，或让人民感到敬畏。

爱国大会可以换个样子，少点训话，更缤纷、更趣味轻松吗？当然可以，2002年英国女王登基五十周年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除了一般的军事操演（飞翔而过的战斗机），流行歌手、华丽舞者带来一连串的综艺秀，王室成员也展现私下常人的一面。但比起参与度高的活动，大型集会本身能提供的体验还是很有限。在中世纪晚期的嘉年华中，每个人都能巧思扮装来显现个人特色，有些人则展现搞笑的本领，舞者和运动员也尽情展现自己的天赋。你既是观众，也是表演者。但只有展演活动的集会，就算表演的创意再多，也无法让观众参与。他们不过是被动的群众，没人会注意到个人的一举一动。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场中央：游行、演讲、元首抵达时的激情场面等。

相较于参与度高的活动，集会活动的观众似乎就是处处受限、毫无成就感。但我们不必如此悲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爱国大会之后，不出一个世代，后节庆时代的西方年轻人将会大举反抗，不愿再当被动的观众，更让人意外的是，他们将开始复兴古代的狂欢节庆。

第十章/摇滚革命

不管多么强力、彻底的打压，万事万物总是会找到重生的方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美国白人文化被一阵“歇斯底里狂潮”袭击，有识之士警告，那是猥亵、堕落的行为，甚至会危害治安。这种失控的行为不应该发生在二十世纪中期的美国与英国。这两个社会都背负着十六世纪清教徒的包袱，都曾在殖民地打压传统的狂热庆典，美国人还曾奴役他人。也许正因为过去白人成功去除了“外来的”狂热文化，因此当它卷土重来时，白人便无招架之力，不自主地起身摇摆、又跳又叫。

从一开始，叛逆的摇滚客就表明立场，绝不可以乖乖坐着参加活动，也不用尊重坐着不动的人。不论在哪里，只要有人开始演奏这种“新音乐”——至少对大部分的白人来说是新的——少年们就会从椅子上跳起来，开始哼唱、尖叫，要不就是做些政府会当成“暴动”的行为。琳达·马丁（Linda Martin）和凯瑞·塞格瑞（Kerry Seg-rave）在其著作《反对摇滚：摇滚乐的对立面》（Anti-Rock:The Op-position to Rock'n'Roll）中提到：“大多数的情况下，年轻人只是在戏院的走廊上跳舞，在椅子上摇来摇去、用脚打拍子、拍手和大叫——反正就是尽情享受音乐。当局却认为观众应该乖乖地安静坐着，顶多在表演结束时拍拍手。”[1]在1965年，世界上最有名的摇滚乐团比尔·哈利和他的彗星乐队（Bill Haley and His Comets）一出场表演，就会引起轰动，“人人都在戏院里跳舞，在街上唱歌，刻意惹火有关当局”。[2]在英国和美国，摇滚团体一在戏院和音乐厅表演，经理就得找来警察管好“暴民”。早期的摇滚演唱会很容易出现经典的喜剧场景：少年们一站起来在走廊上跳舞，警察就追着他们、把他们塞回座位上。但过不了多久，他们又开始坐不住了。

整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摇滚演唱会是年轻粉丝和警察对决的固定场所。杰斐逊飞机（Jefferson Airplane）抱怨道：“只要少年们站起来在走廊跳舞，警察立刻就拔掉音响插头。”[3]滚石乐队的演唱会一定会以“暴动”收场。温哥华警察局长抱怨说：“滚石的那场演唱会拖得可久了，我服务三十三年来，从没看过警察搞得这么累。”和其他城市一样，温哥华警察要求掌控整个会场，包括舞台、灯光、音响。[4]就算如此，观众却是更加“凶暴”：冲向舞台、拿起灭火器反击警察、对警察丢东西。大门乐队（The Doors）的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指责警察：“要不是警察在这里，大家会跑上台吗……他们想要攻占舞台，就是因为下面有栅栏。”[5]不管是哪种栅栏，都只会更刺激粉丝，让他们想更要自由行动，用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