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扰女性。球迷常用猥亵的字眼叫嚣、威胁裁判。”文森接着说：“但中产阶级反对棒球的真正原因是，他们害怕劳工阶级作乱。有些人就是不喜欢另一些人聚众。就这点来看，十九世纪末运动场上的观众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摇滚演唱会里的长发叛逆青年处境雷同。”[11]

十九世纪中期，英国的上流阶级改良乡村的足球活动，使它成为正式的竞赛项目。精英们把足球当作专属的运动，旨在“培养认真、守纪律、自制等美德”。[12]不出二十年，这颗球又传给劳动阶级，牧师和工厂老板教导工人踢球，希望工人也能学会那些美德。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有职业足球赛，它原本是上流社会的业余运动，现在场上都是出身劳动阶级的职业选手，最后连看台都只剩下蓝领工人，以及少数的女人。在南美洲，当地人看着英国的水手和公司职员这些业余人士踢球，最后自己也学会了这项运动。到了1915年，巴西足球已历经三代人马的经营：先是英国人，后来是当地精英，最后是劳动阶级。体育作家珍妮特·利弗（Janet Lever）如此描述巴西的足球比赛：“工人接受这项运动后，看台上时髦的女士就回家了。”[13]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说，到了二十世纪初，大型运动赛事便成为“普罗大众的宗教”。[14]

精英分子一开始厌恶这些无秩序的集会，后来才勉强接受。对他们而言，运动比赛至少有个功能，用霍布斯鲍姆的话来说就是“培养国家认同与形塑社群的媒介”。[15]就算上层阶级自己无法出席，至少比赛现场有国旗、国歌等，象征贫富两者在国家的羽翼下和谐共处。在球队老板推动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运动赛事在美国成为“精心筹备的盛事”，除了华丽的典礼外，政治人物隆重列席，还有军乐队在现场演奏国歌。[16]除了军乐队外，在中场或其他休息时间还有整齐划一的仪队表演，比赛现场就像十九世纪英国人的节庆阅兵仪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纳粹与法西斯以旗帜、仪式、国歌预告希特勒、墨索里尼即将出场，运动比赛也有类似的流程。不得不承认，希特勒在规划纽伦堡大会时没纳入运动比赛，真是失算。

不管是精英运动大众化，或是大众运动受到重视，都让运动赛事得到社会认可，成为劳动阶级（特别是男人）的聚会场合。他们也会在工厂或其他工作场合聚集，但运动场或体育馆是他们专属的地方——跟朋友碰头、喝酒、一同欢呼，做些不会被精英阶级打扰的事。劳动阶级的男人们找回了传统嘉年华的点滴，很快地，他们便想要整套搬回来。

运动嘉年华

运动迷的第一个新举动——也是运动社会学家和记者唯一注意到的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英国球迷的流氓行为（hooliganism）。英国球迷多是年轻的男性支持者，他们似乎把球赛看得太严重，老是在运动场引起暴动，还常常在比赛结束后在街上和敌队支持者打架。许多观察家认为，这些暴力行为与阶级本身的不满有关，在运动场中，足球流氓通常占满英国人所谓的“看台区”（terrace），这个地方票价最便宜，没有固定座位，也可以站着看球。十年后，足球流氓开始出现在欧洲大陆，当中有些是跟着英国球队巡回的球迷。外国媒体报道英国的足球流氓后，有些民众也会起而效之。一位比利时心理学家注意到足球暴力在各地蔓延：

暴力行为是社会问题的征兆，而不是足球本身的问题。在比利时和法国社会问题较少。但在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英国与意大利，贫富差距增长，产生较多的问题。足球和其他运动一样是穷人的比赛，许多不快乐的人是在对自己的环境发出抗议。[17]

不管足球流氓的动机是什么，在许许多多的球赛中，他们都成功地抢尽风头。摇滚乐迷的“暴动”新闻，也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的音乐评论黯然失色。球迷的暴力行为很容易就抢过比赛的风采。

但是，观察家的焦点都集中在暴力行为，以至于很少注意到球迷其他行为越来越有趣，影响范围也更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有新闻媒体注意到，足球迷和美国各地的运动迷（橄榄球、篮球、棒球和曲棍球）正在把运动赛事当成传统的嘉年华活动：扮装、戴面具、唱歌、跳舞，沉浸在节奏律动中。

这股潮流大行其道，社会学家路易斯·库彻（Louis Kutcher）在1983年观察到：“美国运动场早已具有一些嘉年华元素——美食、扮装、玩小游戏，把规定和身份抛到一边。”[18]在美国的比赛中，最基本的扮装样式就是穿上与支持队伍一样的颜色。［穿着同色衣服去看球，这个习俗可能是来自嘉年华的国度——巴西，发明人是当地球迷夏梅·卡瓦略（Jayme de Carvalho）。亚历克斯·贝洛斯写道：“夏梅是低阶的政府职员，平日隐姓埋名。但在看台上可是个明星……他穿着球队颜色的衣服，带着旗子和布条。”当时还没有球衣商品可买，还得靠妻子帮他缝制。详见Alex Bellos,Futebol:Soccer,the Brazilian Way,p.126.］

运动版的嘉年华中，蠢蛋王就是该队的吉祥物——打扮成鸡或海盗，动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