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台新式摘棉机。我难受极了，向她们说明事情是在梦里出的，可是她们斜着眼看我。我一下冲出了屋子，去找传教士，连他也不相信我。他把我赶了出来，说我是他见到过的最坏的人，叫我忏悔自己的罪，求上帝宽恕。我就从他家里出来了，想祈祷，又祈祷不了。我想啊想啊，想得脑子都快炸了。我想我怎么算有罪，又怎么算没有罪。我不吃不喝，晚上睡不着觉。最后，有一天夜里，天还没有亮，我抬头看到了天上的星星，我开始唱起歌来。我并没有要唱，连想也没有想唱，可就这么唱了起来。我也不知道唱的什么歌，我猜大概是教堂里唱的什么歌吧。我只知道末了我唱起了伤感的布鲁斯，那天夜里我唱的都是我从没有唱过的布鲁斯，我一边唱着这些布鲁斯，一边认定了一个事实：我不是别人，就是我自己。我没法可想，该怎么就怎么吧。我决定回去见凯特，还要见马蒂·卢。

“我回来之前，人们都以为我逃走了。家里有一群妇女和凯特呆在一块儿，我把她们统统赶了出去，后来又叫小的出去玩，随即把门锁上，向凯特和马蒂·卢讲了我的梦，告诉她们我心里很难过。可是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啦。

“‘你怎么不走掉，不离开我们？’这是凯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难道你对我，对这孩子，还没把坏事做够吗？’

“‘我不能离开你们。’我说。‘我是个男子汉，男子汉是不该丢开他的家的。’

“她说：‘不对，你不算男子汉。没有男子汉干你这种事。’

“‘我还是个男人嘛，’我说。

“‘出了这种事之后，你准备怎么办？’凯特问。

“‘出了什么事？’我反问。

“‘你那可憎的黑子女出世之后，会在上帝面前哭诉你的罪孽。’（她一定是向传教士学会了这句话。）

“‘出生？’我问道。‘谁生？’

“‘我们两个。我要生，马蒂·卢也要生。我们两人都要生。你这个卑鄙龌龊的畜生！’

“这话真使我急死了。我这才懂得为啥马蒂·卢看也不看我，跟谁都不说话。

“‘如果你还要在家里呆下去，那我就去找克洛大婶来，’凯特说。她说：‘我不愿生个坏种，一辈子让人耻笑；我也不要马蒂·卢遭这个罪。’

“克洛大婶是个接生婆。虽然听到这个消息我人都发软了，可我还明白我不能让她糊弄我家的女人。那样会罪上加罪。所以我就对凯特说，克洛大婶如果走近这个屋子，管她老不老，我就要她的命。我只能这么干。事情就这样定了。我跑出了屋子，让她们两个呆在一块哭个够。我又想一个人出走，但是这种事情逃是没法逃脱的。你上哪儿，它就跟到哪儿。再说，事实上我又没有什么地方好去，身上连一个子儿也没有！

“麻烦接着就来了。学校里的黑人跑来撵我，我气死了。我去找白人，他们倒肯帮我忙。这件事儿我弄不懂。我做了一个人在家里能做出来的最坏的事，他们非但不赶我，反而帮助我。他们给我的帮助超过了给其他任何一个黑人的，再好的黑人也没有我得到的多。除了我老婆和女儿不理我以外，我的日子过得比以前好了。凯特虽不跟我说话，我打城里给她买回来的衣服她倒也肯要。现在她正在配一副她多年来需要的眼镜。我弄不懂的是：我在家里干出了坏得不能再坏的事，可是日子过得非但没有更糟，反而更好了。学校里的黑人讨厌我，白人倒待我不错。”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种田人。我听着听着，一会儿感到耻辱，一会儿又听得出神。为了减轻我内心的羞愧，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那张紧张的面孔。这样，我就可以不去看诺顿先生。此刻他沉默了，我坐在那儿低头看着诺顿先生的一双脚。院子里，一个嘶哑的女低音在吟诵赞美诗。孩子们的声音在嬉笑的谈话中更响了。我弯着身子坐着，闻到了炎热的阳光中木头燃烧的焦枯味。我盯着眼前的两双鞋。诺顿先生的是一双白鞋，沿了黑边，一看就知道是定做的，和种田人的那双粗皮厚底靴一比，他那双就像高级手套一样雅观、精致。后来，不知谁清了清嗓子，我抬头一看，发现诺顿先生一声不响，两眼直瞪瞪地凝视着吉姆·特鲁布拉德的眼睛，我吃了一惊，他脸上没有一丝血色，神色可怕，那双发亮的眼睛像火似的暗淡审视着特鲁布拉德的黑脸。特鲁布拉德不解地看着我。

“听，这些小崽子，”他局促不安地说，“在玩‘伦敦桥倒塌’的游戏呢。”

有什么我捉摸不透的事情正在发生。我得请诺顿先生起身。

“您感觉可好，先生？”我问他。

他视而不见地看着我，说：“好？”

“是的，先生。我是说，我想是下午开会的时间了。”我赶紧补充说。

他茫然地看着我。

我又问他：“您的身体真的还好吗，先生？”

“也许是天太热吧？”特鲁布拉德说。“只有土生土长的人才能受得了这样的炎热。”

“也许是天热的关系，”诺顿先生说。“我们还是走吧。”

他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眼睛还是牢牢瞪着特鲁布拉德。他打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只摩洛哥皮夹，镶有铂金边的小画像也一齐掏了出来，不过，这次他没有去看。

“给，”说着，他递上一张钞票。“请收下，替我给孩子们买点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