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口气：“我不用看，这猪是吃草长大的，架子有，其实没膘分，称不出斤两。”于是那几条汉子便发一声喊，把猪拖到隔壁林春家去了。

那个下午，我们一家三口坐在屋里，听着那边一片忙碌的响动，心头暗淡得很，母亲时不时的就冒出一句：“这畜牲，怎么只有这点斤两？”傍晚时分，林春家的二婶来了，说：“三嫂，猪杀好了，也称点肉给孩子烧烧吧。”见母亲沉吟不语，又加了句：“价钱大，就少称点”，母亲问：“卖什么价？”“贵是贵，两块半哩。”母亲迟疑地站起来，跟着二婶往外走。这时候，我突然义无反顾地扑上去，拦在母亲面前：“妈，我不吃肉！”母亲愣住了，说：“乖，咱就称几两，回来和着茄子烧，你们挑猪草挑到现在，该吃的。”我寸步不让地堵在门前：“我不想吃肉，真的不想吃。”声音不高，却异常坚决，因为我感到喉头堵着一股热乎乎的东西，我怕抑制不住，要哭出来。母亲只得对二婶说：“孩子不想吃，就依他吧。咱摊饼，多放点油。”

二婶走了以后，杀猪的来了，拎着一副猪肠子，挂在我家檐下，说：“三奶奶，大肠不贵，只算八毛钱，可以烧两大碗哩。”当母亲用哀求的目光望着我时，我几乎是吼着喊出了一句决定性的话：

“我什么也不要吃，我要上学！”

跟着，我再也抑制不住了，心头的酸楚往上一涌，放声哭了起来。母亲也哭了，我们全家都哭了，泪雨滂沱，不仅仅是因为贫穷……

杀猪的“啧啧”感叹着，拎着猪肠子走了。

不久，我考取了初中，姐姐到曲塘去上高中。

但那次没称肉，母亲总觉得欠着我们什么。夏日的一天，她挑猪草回来，突然兴奋而神秘地把我们叫到面前，从篮子里捧出一团东西来，那是只死羊，而且不小。母亲说是人家扔在路口的，还没变味，去掉内脏和头脚有几斤好肉哩。当下她便起劲地忙乎起来，烫洗去毛，开膛剖肚，每完成一道工序，她总要凑上去闻闻，然后说：“生臭熟香，一下锅就好闻了。”我也凑上去闻过，觉得有一股异味，但这么大一块肉，诱惑力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都舍不得丢掉。

最后是下河去洗。母亲把羊放在篮子里，上面盖着青草，这么热的天气，把人家扔在路口的死货捡回来，张扬出去，人家要笑话的。

但河对面的庆芳还是发现了。庆芳的丈夫是部队的军官，三十五十的经常寄钱回来。她不上工，保养得白白胖胖的。此刻她在河对面洗衣服，发现了浮在水上的羊肠子，问母亲洗什么，母亲躲闪不过，说是家里的羊，夜里偷吃蚕豆，胀死了。庆芳连忙捂着鼻子说：“死东西不能吃的，有细菌，不卫生。”母亲说：“是哩是哩，洗洗看，能吃就吃，不能吃埋下去垩树哩。”

说话间，母亲已经三把两把洗好上岸了，庆芳又在河对面说：“三奶奶，孩子少油水，煎几只蛋吃吃，营养也不错。我家就喜欢吃蛋，不大吃肉。”

庆芳确是经常吃鸡蛋的，我们家的鸡蛋都卖给她，一块钱六只，她是现钱，也不大计较个头大小。此刻，她那热情的建议使我们觉得心酸。有一则民间故事中说，富人问穷人：“没有饭吃，你们为什么不吃肉呢？”庆芳并没有什么恶意，这人就是少文化，好炫耀，举止言谈有点贵妇人的派头。

羊肉烧了一盆子，母亲先尝了尝，说好吃，叫我们也吃，我和姐姐略略吃了几口，便都不吃了。下午，母亲把那剩下的半盆偷偷倒了。

从那以后，母亲一吃羊肉就反胃。

前年母亲病故，按乡间风俗入殓时，要在嘴里含上米粒和银子。所谓银子，其实只是象征性的，一星半点即可。我一时却束手无策，因为家中实在找不出一件可以称为银器的东西。有辈分高的老人提醒道：“三奶奶当初不是有一副绞丝银镯子的吗？”我心头一酸，摇头叹息道：“没了，早没了。”于是只得到邻家孩子的长命锁上用刀子刮下少许银屑，好歹让母亲上路时能带上点“硬通货”。

母亲确实有过一副银镯子，那是娘家给她“压箱子”的。在我的印象中，那是母亲拥有的唯一算得上首饰的东西，母亲也很珍惜，平时是不戴的，藏在箱子底层，偶尔开箱子拿东西，套在手上试试，眼睛里便有一种异样的光泽。1965 年夏天，我考取高中，为了筹集开学的费用，家中能想的办法都想尽了，连老屋上的几根杉木桁条也用杂木换下来卖了。到最后，行囊里还差脸盆和热水瓶。学校在邻县，离家有五十多里，这两样东西都是住宿生必不可少的。我不忍心让母亲为难，便提出到学校和别的同学商量着合用，母亲却决然不肯：“咱再穷，也不能让你在学校里低三谀四，被人家看轻。”开学前一天，她果然给我买回了新脸盆和热水瓶，但那副“压箱子”的银镯子却从此不见了。

第二天早上，十五岁的我踏上了去异乡求学的道路。9 月的田野狼藉而空旷，大片的高粱刚刚收割，散发着苦涩微甜的气息。背着沉重的铺盖卷，想象着远方那个末等都市，心头说不清是兴奋还是迷茫。村路逶迤，雾露凝滞，西风刮起来了，传递着苍凉的秋意，蓦然回首，母亲仍旧一动不动地站在村头的老树下，在她的身后，故乡的茅檐若隐若现，早晨的炊烟乡愁一样地飘荡……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