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之众，并屡挫贼锋，凯奏收复京师，功盖天下。”

很多朝臣都将吴三桂比作中兴唐朝名将郭子仪、李光弼，说他与郭、李同功，甚至还有人说：“吴三桂克复神京，功在唐郭、李之上！”

好消息还在不断传来。

中兴良将吴三桂不但收复了神京，还引东虏大军在庆都（今河北省望都县）城东追上贼军，阵斩李自成手下大将谷英。改日，又追至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再次大败贼军。

大顺贼军节节败退，只有招架之手，而无还手之力，已难在河北、河南、山东之地立足。

可惜，史可法将四镇驻地和进取之基都定位在南直隶境内，其督师驻地更近在江北咫尺之地扬州，未能趁这大好机会收复河南、山东之地。

时人张岱就说：“史阁部这样的安排，是一大失着。”

曾任商丘知县的梁以樟直接上书劝史可法不要把目光局限在江南之地，而应向北推进，其书侃侃而谈，说：“单单扼守长江并不是好办法。如果放弃了山东、河南二省而一味据守江北，则形势已屈，就算想要偏安一隅，也是不可得了！另外，高、黄、二刘四镇全都这样跋扈，朝廷应该将他们分散而不应将他们聚在一起，并以忠义相激励，阁部又大树兵以自强，就可以让他们听命于朝廷了。”

其实，梁以樟等人所说史可法如何不知？但现实根本不允许史可法有更大的作为。

试想想，高杰、刘泽清等人不过南逃奔命之将，因有“定策”有功，不免志骄气盈，留恋南直隶江北繁华之地，进而挟制朝廷，哪里还肯以国事为念？史可法此时不过一个失势悯墨之人，又哪里指挥得动这些骄悍跋扈的军大爷？他所能做的，只是焦头烂额地奔走调停于四镇之间，如奉骄子，不敢稍有差池。

由此，李清不无慨叹地说：“起初，四镇垂涎扬州繁华之地，史可法不得已，答应他们可以在战时将家眷安置在扬州，称彼此有份，可以免使一家独踞。即已经说好了是战时才可安置，不是战时不能安置，因为这事，朝廷不得不疲于奔命地进行调停，白白错过北伐良机，真是让人痛之恨之。”

现在，吴三桂已经取得了“借虏平寇”的初步胜利，如果能继续推行和贯彻“借虏平寇”这一政策，倒不失为恢复河南、山东的一条妙策。

遥想崇祯年间，任兵部尚书的杨嗣昌就曾提出过“攘外必先安内”的建议，意欲效法光武帝修好与匈奴的关系，与满清议和，以得集中兵力扫除“流寇”。

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务实的想法。

彼时，崇祯财政已经严重透支，入不敷出，很多部队的军饷一拖再拖，甚至欠饷长达五六年之多，军队士气不振、军心动乱、战斗力差，没有办法展开两线作战。

秦、汉、隋、唐、元等朝都是灭亡于民变民乱，鉴于这个血淋淋的历史教训，崇祯认为，满清不断与大明王朝为敌，其目的无非是要割据辽东自立并从大明帝国身上劫掠财物，与李自成等“流寇”相比，“辽事”不过是“癣疥之疾”，而“流寇”却是“腹心之疾”。

所以，崇祯曾一度考虑与满清议和，而求以全力征剿李自成。可是，大明王朝众多朝臣均以南宋绍兴年间的宋金议和为辱，众口一词地予以抗议和反对。

时至今日，从吴三桂借兵剿贼得胜的结果看来，与满清议和，并借助他们的力量彻底消灭李闯王，乃是最好不过的策略。

看来，是该考虑和满清议和合作了。

事实上，在吴三桂联合清军击败李自成起义军的提醒下，许多人也想起了安史之乱中唐廷借助回纥大军胜利平定叛乱的史实，开始从总结历史经验，倡议朝廷借虏平贼。

曾任大学士孙承宗幕僚的茅元仪就写了一部《平巢事迹考》，曾任史可法幕僚的姚康也撰了一部《太白剑》，两书均以唐朝平定黄巢起义为题，分析唐朝在面对黄巢这类大规模反政府武装时，除了有郭子仪、李光弼这类中兴之臣效忠报国之外，还必须有李克用之类的沙陀兵入援方有中兴之望，进而反复论证目前借虏的必要性。

由是，“借虏平寇”的呼声越来越高。

大家都一致认为，有吴三桂的连战连捷，又有清兵的援助，大明王朝中兴有望，纷纷建议朝廷要尽快与吴三桂取得联系，发兵进至黄河一带，与吴三桂成掎角之势，一鼓而收取全功。

五月二十七日，马士英正式上疏“陈恢复大计”，提出“借虏平寇”的四个可行因素：第一，必须迅速奖赏鼓励吴三桂，通过吴三桂和清朝达成和议，使清朝与李自成形成两虎相斗之势；第二，江北、淮上的军队，赶快收拾山东，以策应吴三桂；徐州、寿州、安庆的军队，赶快收拾湖北、河南，以策应左良玉；第三，催促左良玉收复荆襄之地，为下一步收复陕西做准备；第四，川陕的军队开始经略陕西。

他说：“处理好这四点，则天下事尚大有可为。”

左都御史刘宗周也力挺马士英的提议，说：“火速派遣一名使者，抄小路北上，或者传檄燕中父老，或者号召塞上夷王。”

监军佥士宋劼则上《仇耻最极疏》说：“如今李闯逆贼北败于吴三桂，踉跄入关，军心已散，宜速传檄吴三桂提全师，号召秦、晋两边夙将义旅并力入秦。”

督师于江北的史可法则在六月间上《为款虏灭寇庙算已周，乞敕速行，以雪国耻事》奏疏，振振有词地称：“先帝以圣明之主竟然遇难于非常的变故之中，现就就算是斩下逆闯李自成的脑袋枭首示众，也不足以发泄宗社臣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