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斌觉得自己快被档案室的霉味儿腌入味了。

这破地方，一年到头见不着阳光，窗户开在北面，外头还让一棵老槐树挡得严严实实。

空气里飘着纸张受潮后的酸腐气，混着樟脑丸的刺鼻味道，闻久了脑壳疼。

他蹲在最里排的铁皮柜子后面，手里捏着那个黑色塑料包裹，手心全是汗。

包裹不大，砖头大小，用透明胶带缠了一圈又一圈，缠得跟木乃伊似的。

手感硬邦邦的，像是个笔记本，又像是一摞文件。

三天了。

自从在余文国办公室发现这玩意儿，姚斌就没睡过一个踏实觉。

晚上一闭眼，脑子里全是余文国被带走时的画面——两个穿制服的人一左一右夹着他，他回过头，往姚斌这边看了一眼。

那眼神，说不清是求救，还是警告。

姚斌当时腿都软了，要不是扶着墙，差点一屁股坐地上。

他跟余文国共事五年，虽然算不上多铁，但酒一起喝过，烟一起抽过，偶尔还互相打打掩护。

现在余文国进去了，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手里这个包裹，可能就是催命符。

“老姚？你还在里面吗？”

外头传来小李的声音，脚步声越来越近。

姚斌一个激灵，手忙脚乱地把包裹塞回文件堆里，又往上盖了几份旧图纸。

刚做完这些，小李的脑袋就从货架那头探了出来。

“哎哟，可算找着你了。”

小李抹了把额头的汗，“局长让咱俩去趟会议室，说是检察院的人来了，要了解点情况。”

姚斌心里“咯噔”一下，面上还得装镇定：“检察院？了解什么情况？”

“谁知道呢，反正让咱俩都去。”

小李凑近了些，压低声音，“我听说啊，余头儿在里面啥都没说，嘴硬得很。

检察院这是打算从外围突破，把跟他有过接触的人都问一遍。”

姚斌感觉后背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他跟着小李往外走，脚步有点飘。路过余文国那间被封的办公室时，他下意识往门上看了一眼。

封条是白色的，盖着检察院的红章，在昏暗的走廊里格外扎眼。

会议室在二楼。推门进去，里面已经坐着三个人。

两个穿检察制服的，一男一女，都很年轻。

还有一个是局里的纪检组长刘猛，正赔着笑脸给两人倒茶。

“来了？坐。”

女检察官抬起头，目光在姚斌脸上停留了两秒，又转向小李，“我们是市检察院反贪局的，我姓陈，这位是我同事小赵。今天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余文国同志的情况。”

她说话语气很平和，但眼神锐利，像刀子似的。

姚斌和小李在对面坐下。

桌子是长条形的，漆面斑驳，中间还有道裂缝，用透明胶带粘着。

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照得空气中的灰尘清晰可见。

“别紧张，就是例行了解。”

男检察官小赵开口了，他长得白白净净，戴着副黑框眼镜，看着像刚毕业的大学生，“两位跟余文国同志共事多久了？”

“我……我五年了。”姚斌声音有点干。

“我三年。”小李说。

“平时工作接触多吗？”

“还行，正常同事关系。”

姚斌抢着回答，“余股长分管档案室，有些文件需要他签字。”

女检察官点点头，在笔记本上记了几笔：“那最近半年，余文国同志有没有什么异常表现？比如情绪波动，或者经济状况突然变化？”

姚斌脑子里闪过几个画面——余文国手腕上那块新表，欧米茄的，少说也得几万块。

他老婆手指上那个金镯子，沉甸甸的，阳光底下晃人眼。

还有那辆奥迪A6，开了不到两个月，说是朋友借的，可谁家朋友这么大方？

但他嘴上说的是：“没……没注意。余股长平时挺低调的。”

“是吗？”女检察官似笑非笑，“可我听说，他儿子上个月转去了私立幼儿园，一年学费八万多。他爱人还新买了辆车，本田雅阁，全款。”

会议室里静了一秒。

姚斌感觉自己的心跳声大得能震破耳膜。

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不知道该说什么。

还是小李机灵，接了话茬：“这个……可能是他家有别的收入吧？余股长不是说，他有个舅舅在香港做生意？”

“香港的舅舅？”

女检察官挑眉，“我们查过了，余文国母亲是独生女，根本没有兄弟。”

完了。

姚斌脑子里只剩这两个字。

他知道余文国早晚要露馅，但没想到这么快。

检察院的人连他家的亲戚关系都摸清了，这得查得多细？

接下来的问题一个比一个刁钻。

余文国平时跟哪些承包商走得近？有没有收过贵重礼品？黑川项目的招投标过程有没有异常？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他说过什么话？姚斌能答的就答，不能答的就装傻。

汗水浸湿了衬衫，黏糊糊地贴在背上，难受得要命。

问到一半，女检察官突然换了个方向：“姚主任，听说三天前，是你带人清理余文国办公室的？”

姚斌手一抖，茶杯差点打翻：“是……是我。”

“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比如笔记本、账册，或者U盘之类的？”

来了。

姚斌感觉嗓子眼发紧，声音都有点变调：“没……没有。就是些普通办公用品，还有几本工作笔记，都按规定封存了。”

“是吗？”女检察官盯着他，眼神像要把他看穿，“可我听说，有人看见你从余文国办公室出来时，怀里揣着个东西，用黑色塑料袋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