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三，小年的灶火还没烧透汴京的寒气，一场比岁末寒风更凛冽的风暴，已彻底席卷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太学门前那场石破天惊的辩论，犹如一道闪电，劈开了熙宁二年最后一块看似坚固的“遮羞布”。

舒亶那番“消极害义”、“背叛孔孟”的诛心之论，不再是朝堂上的窃窃私语，而是变成了公开的、激烈的、席卷所有士人乃至市井的汹汹议潮。

以御史中丞吕诲为首的一批清流老臣，在短暂的震惊和失语后，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与愤怒。

恐慌源于那番话戳中了他们最深的痛处——不作为；

愤怒则源于一个“后进”御史，竟敢用他们奉若圭臬的孔孟之道，反过来将他们钉在“伪儒”的耻辱柱上。

他们的反击，果然如预料般展开，却带着几分气急败坏的苍白：

扣帽子：吕诲连夜草就弹章，率数十名言官联名上奏，斥责舒亶“欺世盗名，诋毁清流正士，其心叵测，动摇国本！”

奏疏中充满了“小人”、“奸佞”、“坏人心术”等激烈字眼，却对西夏的具体问题避而不谈，只反复强调“君子不器”、“义利之辨”乃立身根本。

转移话题：在各类聚会、经筵上，守旧派大儒们开始大谈特谈“内圣方能外王”、“修身乃治国平天下之本”，试图将话题重新拉回他们熟悉的、安全的道德心性领域，指责舒亶等人是“舍本逐末，功利熏心”。

人身攻击：流言开始在士林圈中传播，诋毁舒亶“早年亦有瑕疵”、“性喜夸大以邀宠”，试图从私德上瓦解其言论的正当性。

然而，这套以往无往不利的组合拳，在这次却似乎打在了空处。

因为，那层最重要的“遮羞布”，已经被舒亶赤裸裸地扯了下来。

最让守旧派心惊肉跳的，不是政敌的反击，而是太学生的反应。

最初，那些受守旧派影响深厚的太学生，还试图为师长辩护，重复着“君子不器”、“重在修身”的老调。

但当他们拿着这套说辞去与同窗、甚至与市井中关心时局的读书人辩论时，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窘境。

在汴河畔最负盛名的“清河茶馆”里，一场典型的辩论正在上演：

一位年轻的太学生涨红了脸，对围坐的众人道：

“舒亶此言，分明是重利轻义，坏我士林风气！圣人云……”

话未说完，便被一位身着旧青袍、显然是屡试不第的老秀才冷笑着打断：

“风气？小相公，你口中的风气，可能挡住西夏人的铁骑？

能填饱西北将士的肚子？

吕中丞他们倒是‘重义’了，可除了整日弹劾这个、攻讦那个，他们可曾拿出一条安邦定国的实策？

舒御史话虽刺耳，可他问的，哪一句不是关乎百姓生死、国家存亡的实话？”

茶馆里顿时一片附和之声。

另一位商人打扮的中年人插话：

“说得在理！咱们行商讲究个‘眼见为实’。

往年朝廷总说西夏是‘疥癣之疾’，可咱们往西北走的商队，哪年不被盘剥、劫掠？

若真如舒御史所言，这‘疥癣’已成了‘心腹大患’，那朝廷早该想法子！

光靠骂人，可骂不退党项骑兵！”

那位太学生顿时语塞。

他发现，以往无往不利的“圣贤道理”，在这些结合了现实感受的诘问面前，变得如此空洞无力。

守旧派师长们“理屈词穷便以势压人”的姿态，在年轻学子眼中，不再是德高望重，反而成了“颟顸无能”的明证。

舒亶的形象，在年轻士子心中悄然转变。

从一个“酷吏”、“幸臣”，变成了一个“敢言人所不敢言”、“直面惨淡现实”的孤勇者。

这种“反面教材”的效应，比任何说教都来得猛烈。

守旧派的激烈反应，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士大夫集团深藏的裂痕：

务实派（如曾布、章惇等中书门下新生代）：

虽未公开表态，但在私人场合，对舒亶的“敢言”表示欣赏，认为“早该有人戳破这层窗户纸了”。

中间派：开始冷静下来，重新翻阅典籍，审视西北奏报，第一次认真思考“西夏问题”到底严重到何种地步。

舒亶的“六问”和守旧派的“三板斧”对比，高下立判。

底层官员与士子：长期受困于信息不畅和升迁无望，舒亶的言论给了他们一个宣泄的出口和思考的新方向。

“消极害义”四个字，像一把刀，剖开了他们心中对上官“清谈误事”的长期不满。

最显着的变化是，“西夏”不再是一个需要避讳的、令人沮丧的话题。

它成了从庙堂到市井都可以公开议论的“显学”。

茶楼酒肆里，人们开始争论西夏的军力究竟如何，边贸是该禁还是该管，朝廷下一步该如何应对。

那层由“天朝上国”虚荣心和“华夷之辨”意识形态共同织就的、遮蔽了现实数十年的厚重“遮羞布”，被彻底撕下，露出下面积弊已久、危机四伏的残酷真相。

紫宸殿内，赵顼面对着吕诲等人雪花般的弹章，只是淡淡地批了“知道了”三个字，便留中不发。

他私下对枢密使文彦博感叹：

“吕诲等人，除了‘心术’、‘风气’，竟拿不出一句关于钱粮、兵备的实在话。”

文彦博默然良久，回道：

“舒亶之言，虽似酷烈，然疮疥之脓，不刺不破。”

赵顼望向殿外汴京的万家灯火，心中了然。这场他暗中推动的风暴，效果比他预想的更好。

守旧派的过激反应，恰恰证明了舒亶打中了他们的七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