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贞观年间勤政的实践看，唐太宗的确不愧为历史上最重视"以古为镜"的帝王。"以古为镜"这一传统思维方式，适应着太宗君臣议政论史的需要，得到了充分展示其效用的机会。于是，朝廷上下、朝野内外，人们无不以这一方式观察、处理周围的事物。在这种思维带动下，贞观年间出现了两件影响久远的文化事业，一是大规模整理古籍，确定了古籍分类的基本门类；二是大规模修撰史书，开创了官修史书的基本格局。

　　2。古籍皆"为治之具"

　　"以古为镜"的思维使贞观君臣对于古籍形成一个重要认识：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fǔfú，音辅服），皆为治

　　①　《贞观政要》卷六《杜谗邪》。

　　①　《旧唐书》卷六十二《李大亮传》。

　　之具也。②由此出发，为实现"致治"，唐初花大力气，前后历时10　余年，对"为治之具"的历代图籍，进行了系统整理。

　　高祖武德四年（621　年），秦王李世民平定王世充，攻占洛阳。隋朝在东都的藏书和目录，都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遗憾的是，在水运赴长安时，经黄河砥柱覆舟，图书损失十之八九，目录亦被河水"渐濡，时有残缺"。这时，在长安嘉则殿的隋朝藏书有8　万多卷，加上从东都水运残存的8000多卷，就是唐朝所得隋皇室藏书的总数。至贞观三年（629　年），太宗以魏征为秘书监，参预朝政，为副相。秘书监是秘书省长官，总管国家经籍、图书。用副相掌管国家经籍，足见太宗对前代图书的重视程度，反映着他"以古为镜"的思维特点。

　　魏征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请学者校定。"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①。经过系统整理，形成颇具影响的《隋经籍志》4　卷，时为贞观十年（636　年）上半年。高宗时，录入《五代史志》，后编入《隋书》，始称《隋书·经籍志》。

　　《隋书·经籍志》4　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其一，依隋朝《大业正御书目录》为底本，"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就是说，以隋朝的现实藏书为主要内容，其"删去附入"的标准是看有无"益教理者"，带有鲜明的寻找借鉴的意识。至于隋朝已亡而南北朝尚存之书，则以"梁有。。今亡"的小注标明，仍然可以了解隋朝以前图书传流的情况。其二，在编排上，采取"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的办法，"各列本条之下"，也即按类编制。内容"疏远"者则"离"为不同的类别，内容"近密"者则"合"编在一起，然后对同一内容或同一体例的图书进行简要概括，叙其沿革、变化，指出每个部类与学术史的关系。其三，在分类上，将全部图书划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每一部类之下又分若干类。这一分类法，基本上被沿袭了千年之久。其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迄今仍为我们编排古籍所遵循。

　　魏征主持古籍整理的另一成就，是《群书治要》的汇辑完成。太宗因"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命魏征与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编选一部"有关政术、存乎劝戒"的选本。贞观五年（631　年）九月，编辑完成，总共50　卷。太宗称赞说："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①。同时，赐诸王各一部。史家多称："古籍之精华，略尽于此。"所采录各书，皆为唐初善本，与后世刊本不同。如其所录桓谭《新论》、崔寔《政论》、仲长统《昌言》等，只能借此知其梗概。

　　3。修史以"览前王得失"

　　唐太宗的另一个思路，鉴于秦始皇"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而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自己却反其道而行之：

　　①　《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征传》。

　　①　《全唐文》卷九唐太宗《答魏征上群书理要手诏》。

　　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②。在这一思路引导下，贞观三年年底，太宗"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③，即唐朝以前5个朝代的历史。同时，组织起一个阵容极强的修撰班子，明确分工和职责：秘书丞令孤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征修隋史，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与魏征"总监"诸史，令孤德棻"总知类会"诸史。

　　这次修史与以往情况大不一样，首先是有一个专设的修史机构--秘书内省；同时又有房玄龄、魏征正、副宰相"总监"，并由魏征"总加撰定"，对梁、陈、齐史"各为总论"；其三，还有令孤德棻"总知类会"，负责体例，协调各史内容；四是发挥有家学传统的姚思廉、李百药的作用，使其完成继承先志的续作。这是一个周密的实施方案，不仅保证了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的顺利修撰，而且为后世官修纪传体前代史树立了榜样。

　　其中，梁、陈二史，是姚思廉在其父姚察旧作基础上续补而成；齐史，是李百药承其父李德林未竟之业续成；周史，始终其业的是令狐德棻，岑文本主要撰写史论，崔仁师仅为"佐修"。隋史，则由魏征主持，经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大手笔与修史学士敬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