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寿、赵弘智等共同撰写，再由魏征"损益"、"撰定"，并为序14　篇、论53　则。

　　至贞观十年（636　年），《梁书》56　卷、《陈书》36　卷、《北齐书》50卷、《周书》50　卷、《隋书》55　卷全部修成上奏，统称"五代史"。"废秘书内省"，解散修史班子。过了5　年，太宗又下诏修《五代史志》，即为上述五史补修典志方面的内容。历时15　年，到高宗时才完成。

　　如果说整理古籍、修五代史是太宗用来作"在身之龟镜"的话，那么贞观二十二年（648　年）新修成《晋书》则不再是太宗为自己作鉴戒，而如前面所说，是在为皇太子和唐室功臣树起一面镜子。同样是"以古为镜"、"以古鉴今"，但其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对象，决定了其效应的巨大差异。自觉总结"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使太宗君臣开创出"贞观之治"的大好局面。用以告诫他人、为别人树立"镜子"，多是出于担扰，其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高宗初年的所谓"永徽之治"，背后不正是"元舅弄权"吗？再后，更出现了武周革命，恰恰是太宗最担心的情景！

　　唐初鉴戒思想的发展，不能笼统地说源于贞观年间"以古为镜"、"以古鉴今"的思维方式，只能说是存在于自觉"以前王得失，为在身龟镜"之中，这是一定要区分清楚的！

　　②　《册府元龟》卷五五四《恩奖》。

　　③　《唐会要》卷六十三《修前代史》。

　　（二）注重"人事"的"取鉴于亡国"

　　在太宗君臣观经读史、议政论古和贞观年间修撰史书、整理经籍的过程中，形成"取鉴于亡国"与"取鉴乎哲人"的系统思想，推进着鉴戒思想的更大发展。

　　1。"取鉴于亡国"思想的演进"取鉴于亡国"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春秋》虽存劝戒，并非"自镜"。司马迁提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①，但这不是《史记》的中心议题。

　　汉唐之际，"取鉴于亡国"的思想有着阶段性的发展。汉初，政论家大都注意秦朝的为政得失，尤为重视其二世而亡的教训，如陆贾曾"著秦所以失天下"。贾谊的《过秦论》，更是传之后世的名篇。但是，这时的"取鉴于亡国"的思想尚未受到真正的重视，也还没有同系统编写历史结合在一起。东汉末年，荀悦明确地提出："君子有三鉴，鉴乎人，鉴乎前，鉴乎镜。"②同时，又著有《汉纪》一书记述西汉"明主贤臣"的"规模法则，得失之轨"。鉴戒思想在这里被推进了一步。唐太宗赐《汉纪》给凉州都督李大亮，显然包含其对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