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实现政治理想，直率周孔，以"道"济天下，这就是王通所以生的重大意义。王通辞官归里著书讲学，就是重视教育作用。所以他说："我不仕，所以才能成就学业。"他认为"天下未有不学而成者"，教育可以使人成才，"居近识远，处今知古，惟学矣乎"（《魏相》），"天生之，地长之，圣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同上）。所谓"圣人成之"，即是教育的作用。由此，他进一步强调一个国家的兴衰在于人，得失在于教（《中说·立命》）。他说："文武治而幽历散，文景宁则桓灵失。斯则治乱相易，浇淳有由，兴衰资乎人，得失在乎教。"（《文中子·立命篇》）他从历史治乱的经验总结中，认为国家的兴衰，政治上的得失，其重要原因在于人才，在于教育。他说："居近识远，处今知古，惟学矣乎？"就是说，要"识远"、"远古"和"居近"、"处今"，只有学习和受教育。他认为只有学习和受教育，才能使人的知识丰富，增强处世能力。他说："困而不忧，穷而不慑，通能之，斯学之力也。"（《文中子·述史篇》）他反对"生而知之"的说法，认为"天下未有不学而成"的人才。王通对教育作用的认识是很深刻的。

　　王通基于其对教育作用的认识，主张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治国济民，培养和造就能推行王道的佐治人才。他说："君子之学，讲于道；小人之学，进于利。"（《文中子·天地篇》）就是说，君子与小人之区别在于道义与利欲，两者学习的根本目的是不同的。前者是为了增长道义，后者则是为了追求利欲，因此学习的作用与所取得的效果也不相同。他强调"君子之学，进于道"，即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增长道义，成为能推行王道的佐治人才。王通说："仁者吾不得见也，得见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见也，得见义者，斯可也。如不得见，必也刚介乎！刚者好断，介者殊俗。"（《文中子·王道篇》）所谓"仁者"、"智者"、"义者"、"刚介者"，实际上即是坚信儒家的仁义道德、尊尊亲亲、三纲五常及仁政思想的人，亦即能推行王道的佐治人才。

　　王通是从立志要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理想的王道政治的社会而提出其培养目标的。他要求这种王道政治的人才要对王道政治充满信心，并决心为此而孜孜不倦地努力奋斗，"死而后已，得时则行，失时则蟠，此先王之道所以续而不坠也"（《中说·立命》），"生以救时，死以明道"（《周公》），志在天下，志在救时，志在实行王道政治，以周孔自信，做自己时代的周公、孔子。他认为，君子得时为政，应学周公；不得时在野，应学孔子著述与教学。

　　王通又说："天下有道，圣人藏焉；天下无道，圣人彰焉"，"如有用我者，当处于泰山矣"（《述史》）。意思是说，天下无道，正是圣人君子施展才能的时机。这与孔子所说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的态度正好相反，大有激流勇进，积极进取之意。可以说，王通所要培养的王道佐治人才，比孔子所要求的君子，在社会责任感上更加积极主动。

　　经过他的精心教育，确实造就了这样一批人才。《旧唐书》中对魏征有段赞语："曾闻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对应，凡数十万言；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其实根于道义，发为律度；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侈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所载章疏四篇，可为万代王者法。。"（《旧唐书·列传》卷二十一）。此外，房玄龄等人辅助唐太宗达成贞观之治，唐太宗曾说："贞观以前，从我定平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贞观政要》卷二《论任贤第三》）魏征、房玄龄都是王通的弟子，所用的都是王通教给他们的所谓王道。

　　（二）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及其教材论孔颖达（公元574-648　年），字仲达，冀州衡水（今河北省冀县）人，是隋唐之际的著名经学家和教育家。

　　他自幼学习勤奋，很有才智。"八岁就学，诵记日千余言。。及长，明服氏春秋传，郑氏尚书、诗、礼记、王氏易，善属文，通步历。"（《新唐书·儒学上·孔颖达传》）曾师从于当时著名经学家刘焯，学成之后，便居家兴办私学，以教书为业。隋炀帝大业初年，"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今河南新阳）博士，后又被任命为太学助教。隋末，炀帝曾召天下儒官集于东都，诏国子秘书学士与论议，颖达为冠。其时年最少，老师宿儒耻出其下，阴遣客刺之，匿杨玄感家得免。补太学助教。入唐后，太宗平王世充，引为秦府文学馆学士，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　年），授国子博士。唐太宗贞观六年（公元632　年），擢升国子司业。岁余，迂太子右庶士，乃兼国子司业。与诸儒议历及明堂，皆从颖达之说，又与魏征撰《隋史》。十一年（公元637　年）又与朝贤修订《五礼》，所有滞疑咸咨决之。贞观十二年（公元638　年），升为国子祭酒，仍侍讲东宫。贞观十七年（公元643　年），因年老辞官。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