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权，必须，也只能属于它的创造者和最深刻的理解者——也就是杨教授和他的核心团队。这是合作不可谈判的基石。”

他身体前倾，语气无比郑重：“我们不想，也没有能力主导一个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科学革命。我们想做的是赋能和加速。就像最好的风险投资人，他们不会去干涉天才科学家的具体研究，而是提供资源、清除障碍、帮助将伟大的想法变成改变世界的产品。直爽地讲，我们只想用我的资源来投资，最后希望可以分享这块市场。”

“因此，我们提议成立一个独立的‘系统医学全球发展委员会’，由杨教授担任终身主席。委员会负责制定理论发展路线图、审核所有合作研发项目、监督培训认证体系的质量、并拥有对任何滥用或曲解理论行为的最终裁定和否决权。巨头集团将作为委员会的创始成员和主要执行伙伴，但委员会的结构将确保学术的独立性和纯洁性。”

埃琳娜补充：“具体的法律架构，我们可以设计成委托-代理模式，将关键决策权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方式，委托给这个由您主导的委员会。我们会确保它在全球主要法律体系下的有效性。”

黄佳才靠回沙发背，陷入了长久的沉思。窗外，滨海湾的灯光开始星星点点地亮起，海面上的船只划出白色的尾迹。

里高扬的提议，大胆得近乎天真，却又现实得无可挑剔。他不仅是在寻求合作，更是在尝试构建一种新型的产学研关系：资本完全承认并尊重科学创新的核心主导权，甘愿扮演支持者和服务者的角色，以换取参与未来、分享长期回报的机会。

这需要极大的远见、魄力和自我克制。

其实黄佳才明白，里高扬这么做是有原因的，他已经领略过杨教授在技术上的降维打击，也领略过锐行的真正实力，在绝对力量面前，任何阴谋诡计都是徒劳的，最终只会反噬自己。

“为什么？”黄佳才还是问道，“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方式？巨头集团完全可以凭借资本力量，尝试复制、模仿，甚至收购，历史上很多公司都是这么做的。”

里高扬笑了，那笑容里有沧桑，也有透彻：“因为我们已经尝试过，都是徒劳的，我们不想再浪费时间和资金。黄先生，我们曾经交过两次手，失败的都是我们，从务实的原则，我们不想第三次失败。”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下来：“更重要的是，我经历过濒死，然后被这个理论拉回来。这让我对生命、对医学、对商业的意义，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商业的成功，最终应该服务于更伟大的目标。而引领人类医学进入系统时代，就是一个足够伟大的目标。我希望巨头集团，能在我的任内，完成这次转型。这或许是我能留下的最有价值的遗产。”

“最后，我想借用中国一句名言——天下之事浩浩荡荡……”

这番话里，患者的感恩、企业家的野心、以及对生命意义的重新思考、迫于现实的无奈，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复杂而可信的动机。

会面持续了四个小时。双方就框架原则、潜在风险、底线问题进行了深入、甚至激烈的探讨。黄佳才的谨慎与原则性，里高扬的务实与远见，在碰撞中逐渐磨合出相互理解的轮廓。

最终，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但达成了一个关键的口头谅解：双方将各自组建团队，基于今晚讨论的原则，在三个月内起草一份详细的《全球战略合作框架意向书》。在此期间，巨头集团将先行采取一系列“善意行动”，包括公开更多支持性数据、撤回在某些争议监管提案上的支持、并利用其影响力促进其他药企与监管机构的务实对话。

临别时，里高扬再次握住黄佳才的手：“黄先生，我知道信任需要时间建立。我们不会催促。我们会用行动证明，巨头集团是值得信赖的务实的伙伴，而不是又一个试图控制科学的资本。”

黄佳才点头：“我们拭目以待。”

返回到南都之后，黄佳才将此次会谈向杨平详细汇报。

“教授，您觉得……他是真诚的吗？”唐顺问道。

“至少目前看来，是的。”黄佳才接过话，“但真诚会随着时间、压力和利益变化而经受考验。他个人或许真诚，但他身后是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有董事会，有股东，有复杂的利益网络。”

“那我们还继续推进吗？”陆小路问道。

黄佳才很坚定：“推进，但要更谨慎，法律条款要无比严密，制衡机制要深入骨髓。这是一次机会，也是一场冒险。系统调节理论需要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我们需要国际资源和平台，但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核心利益。”

就在黄佳才与里高扬秘密会面的同时，全球舆论和行业格局正因巨头的“反水”而发生剧烈地震。

其他六大药企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被动。

诺华的研发高级副总裁私下对媒体抱怨：“我们内部也有支持系统医学的声音，但之前被压制了。现在，我们需要重新评估。”

罗氏董事会内部爆发激烈争论，激进派要求立即调整策略，保守派则担心“步调不一致会损害联盟”。

而之前作为“精神领袖”的霍顿教授，此刻处境最为尴尬。他试图发表文章反驳里高扬的“背叛”，指责巨头集团“为了短期利益抛弃科学严谨性”，但响应者寥寥。相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公开支持系统调节理论，其中不乏霍顿以前的合作者。

《纽约时报》一篇分析文章中写道，“里高扬的声明，如同推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