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它不仅在商业上孤立了抵抗者，更在道德和叙事上剥夺了他们的立足点。系统调节理论重返国际主流舞台的道路，虽然仍有障碍，但最大的观念壁垒已经崩塌。”

与此同时，沃克领导的患者联盟，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契机。

他们不再需要亲自冲锋陷阵。相反，他们开始扮演“协调者”和“监督者”的角色。

沃克与里高扬进行了一次非公开通话。内容无人知晓，但随后，巨头集团加快了与各国监管机构的沟通步伐，而患者联盟的舆论压力则适时地有所缓和，转为“期待具体成果”。

这是一种精妙的默契：患者联盟展示了肌肉，巨头集团提供了解决方案和台阶，监管机构在内外压力下，顺理成章地开始实质性转变。

两周后，FdA发布了一份“补充说明”，澄清之前的指南“并非旨在限制真正的系统医学研究与应用”，并宣布将成立一个由多方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先进疗法评估工作组”，首次会议将邀请杨平团队做专题报告。

欧洲药监局紧随其后，表示将“重新评估”对系统调节疗法的监管分类，考虑引入“渐进式授权”机制。

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态度转变最为戏剧性，之前态度强硬的某位局长被调离岗位，新任负责人公开表示“日本不应在医学革命中落后”。

三博研究所，团队会议。

唐顺汇报着最新进展：“……基本上，名单十六国中，有十一个已经主动联系我们，表达了重新谈判合作的意愿，条件都比之前宽松很多。剩下的五个，内部也在激烈讨论。霍顿的那个‘保护联盟’，名存实亡。几个主要药企都在私下接触我们，想探听与巨头合作的具体模式，生怕被彻底甩下。”

陆小路笑道：“这下好了，我们从被围剿变成被争抢。”

“没那么简单。”宋子墨摇头，“现在才是真正考验我们的时候。选择谁，如何合作，怎么平衡，怎么避免被捧杀，问题更复杂了。”

“这些事情让黄佳才去做吧，他们才是专业的，我们只需要专心科研，开始讨论最近实验中遇到的困难。”杨平轻描淡写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