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抢救过来了……。”

周大平愣愣地看着他，跟乡长一样，像是没听明白。

“李医生，”他的声音发飘，“你是说……周福生他们……”

“救过来了。”李民说。

周大平的膝盖一软，差点跪下去。旁边两个村民眼疾手快地扶住他，他还在喃喃重复：“救过来了……救过来了……”

然后他忽然抬起头，用一种李民从未见过的目光看着他。那目光里有惊讶，有敬畏，还有一种近乎陌生的、仰望式的崇拜。

“李医生，”他的声音变了调，“你这是……你这是……”

他说不出话了。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不知道三博研究所是什么地方，不知道杨平是谁，不知道李民在那里经历了多少台手术、熬过多少个通宵、缝合过多少针。他只知道，就在两个小时前，他亲眼看着一个垂死的人被从阎王殿门口硬生生拽了回来。

就在官渡，就在这座他们亲手迎接落成、却还不曾真正信任过的新医院里。

“李医生，”他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你比县医院的专家还厉害了。”

“周书记，”他说，“您别这么说，县医院的专家比我经验丰富，我只是刚好进修时学过这类手术。”

周大平摇头，固执得像一个执拗的孩子：

“我只知道，是你在手术台上救了他，是官渡医院救了他。”

他的声音很大，走廊里渐渐围拢过来的村民都听见了。没有人说话，但那些望着李民的目光，都和从前不一样了。

从前他们看李民，是熟悉的、信赖的、亲切的。是那个看了十年病、知道谁家有什么老毛病、开药从不乱开贵药的李医生。

此刻他们看李民，依然是熟悉的、信赖的、亲切的。

但多了一样东西。

那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朴素的仰望。就像山里人仰望翻过十八道山梁依然挺拔的山峰。

他们从来不知道，这个在镇上待了十年的李医生，原来可以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