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丰台镇，把防区交给日本人。”

至此，小鬼子独占丰台，为出兵卢沟桥扫清了最后的障碍，史称“丰台事件”。

白书杰随即发布通电：“强烈抗议日军天津住屯军牟田口廉也制造事端，无耻侵占丰台镇的丑恶行径。强烈谴责宋哲元出卖国家利益，必将成为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号召所有爱**人同仇敌忾，把侵略者赶出去。”

有心人士再次发现，白书杰的这份通电，竟然是第一次使用了“抗议”这种软弱无力的外交辞令，而不是发表“声明”，更没有说“要采取针对性措施，报复日军的行动。”

反过来“强烈谴责”当事人宋哲元，好像白书杰把一腔怒气撒到了自己人身上。这倒很符合华夏大国历来的处事风格——对外地软弱无能，对内部强硬得过分。

1936年10月22日，蒋某人飞抵西安，着手“围剿”陕北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某人拒绝。两**吵一顿，最后不欢而散。

白书杰再次发表通电：“强烈谴责南方政府和蒋某人置民族大义和国家危亡于不顾，肆意挑起内战，彻底违背了全国**，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如此，同样的话说多了，那就没有人相信。

白书杰一改往日的行事风格，连续使用“强烈谴责”这样软弱无力的外交辞令，人们很快就习惯了他这种虚张声势的做派。现在已经完全当放屁一样，再也没有“有心人士”劳力费神去猜测了。

1936年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某人祝寿，再次当面陈情，劝蒋某人联共抗日，遭蒋某人严词拒绝。

对于张学良提出率兵北上抗日的请求，蒋某人坚决并强令东北军立即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遣散。

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某人，请缨抗战，蒋某人看都不看，直接扔进废纸篓里面去了。

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某人，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同时向蒋某人面报，自己的部下都要翻天了，现在根本弹压不住，所以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

蒋某人略作犹豫，就同意了张学良的请求，定于一天后赴西安。

1936年12月4日，蒋某人由洛阳到抵西安，就住在华清池。与此同时，蒋某人发布命令，立即抽调三十万中央军嫡系部队“进剿”红军。

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登门进谏，遭蒋某人拒绝。蒋某人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