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的物件：被解剖的狗，反射一扇窗户影像的反射镜，支在架上的乐谱，尺寸中等、中间是宾馆房间中的一匹马的广告牌。

我不是那种爱哭的人，就算看电影的时候也不会哭。当我突然看到我的牙齿时，我那副更像是件展品的牙齿，我没有哭。我快乐地发出了一声嘶鸣，我想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流出了眼泪，开心的眼泪。它们被放置在一个大约一米或一米半高的小立柱上，被玻璃盒子罩着，从房顶打下来的灯光径直将它们照亮。难怪我之前如此想念它们，因为它们简直美得不可方物。佛拉金帮我将玻璃盒子抬起，然后我将它们拿在手中，并小心翼翼地放进夹克兜里。

剩下的任务简单快速。我们将看中的物品捎走，然后放进狗子停在外面的小卡车里。只有那个马的广告牌给我们造成了一些小麻烦。但是借着狗子的帮助，我们将它安置在其他展品上面，没有造成什么大损失。几小时之后，我们仨回到迪士尼乐园街，坐在我那阿卡普尔科式的椅子上，轮流饮着狗子贡献的昆迪纳马卡甘蔗酒。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把佛拉金叫醒。狗子早就走了：他这人很自觉，是那种在别人叫他走之前就自觉离开的人。在厨房里，我递给我的助手一些甘蔗酒和一杯浓浓的黑咖啡，然后让他坐在我为他买的斯克莱伯牌笔记本前。我想好了一个拍卖的点子。这个系列就叫“埃卡特佩克寓言故事”。在这一系列中，通过讲述社区人物的故事，我们将回收所有昨夜被我们揽入囊中的艺术品。创作这些作品的艺术家们的名称将被提及，他们的贡献将获得肯定。我们可没那么恬不知耻。

但佛拉金说，如果使用真实的姓名，我们会被抓个现行。

“你说得对，年轻人，你的观察很敏锐。我们必须做些调整。”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佛拉金继续说道，“如果调整过多，名字就分文不值了。”

“不对……啊对……佛拉金，你都把我搞糊涂了。闭嘴，拿笔，记笔记。”

寓言故事之一：马的广告牌。艺术家：道格·桑切斯·阿提肯。起拍价：100万。

我曾和阿兰·鲍尔斯说：“全世界都知道马没有同情心。”你站在马面前哭泣，它就这么嚼着稻草、眨着眼睛看着你。当你放声大哭起来，眼中噙满了痛苦和泪水，马也只是抬起尾巴，放出一个长长而无声的屁。没有任何方法可以令它们感动。（一次，我梦见一匹马边恳求我边使劲舔我的脸。但这不算，因为发生在梦里。）

“我可以向你保证，在曼哈顿岛中央公园里工作的马都精神抑郁。”阿兰·鲍尔斯对我说，之前我大胆地向他解释了我的理论。我俩在鲁文·达里奥的儿子小达里奥的报摊旁相遇，当时我们正在等着开上桂冠大道的公交车。我发现阿兰·鲍尔斯看着路对面广告牌的眼神中露出一丝忧伤。广告牌上是一匹马，而照片中的马儿，的确有些伤感，站在纽约某个宾馆的一张床旁边。

“曼哈顿的马是有同情心的。”他边说边摇头否认我的理论，眉毛微微抬起。

“我不知道精神抑郁算不算是有同情心的一种表现。”我对他说。

“当然算，”他辩驳道，“自我同情也是同情啊！”

“你怎么知道那公园里的马得了抑郁症？”

他跟我讲，他刚好读到一篇关于纽约马的心理状态的文章。真够巧的。

“哪家报纸？”我继续质疑道。

他是在小达里奥报摊上买的报纸上读到的。他将报纸装在了公文包里，如果我有兴趣的话可以读读。他说，报纸虽然便宜，但是内容绝对可靠。“纽约中央公园里的马，”阿兰·鲍尔斯重复着免费但可靠的报纸的记者写下的结论，“个个精神抑郁。”

“他们又是怎么知道的？”我问道。

“通过经验证明和科学证据。”他说，表现得不耐烦起来。然后，他从公文包中取出报纸，打开，寻找那条消息。他立刻找到。他大声朗读起来，选择合适的地方断句，时不时地抬起头用眼神和我交流，确保我的注意力绝对集中：“那个城市中的马：第一，全速跑并将正脸和脑袋撞向建筑物的外墙；第二，马鬃大量脱落；第三，啃噬马蹄直至马蹄脱落；第四，排泄发生在睡眠期间而非行走期间，异于正常马匹；第五，其中一部分马匹最终选择自杀。”

读完报道后，他将报纸折叠起来并夹在胳膊底下，含糊其辞地冲我笑笑。我们继续一起等公交车，默默地看着马路对面的广告牌。

寓言故事之二：光之窗。艺术家：奥拉维尔·桑切斯·埃利亚松。起拍价：500万。

退休的女裁缝玛戈·格兰兹吃完晚饭后才叫醒儿子。自一周前，经常失眠的玛戈·格兰兹看到患有嗜睡症的儿子普里莫·莱维便怒从心头起。普里莫·莱维丢掉了在名为“省钱”的药店的收银员工作，原因是他不止一次在工作期间睡着，令同事们措手不及。从一周前到今天，他天天在家中随便挑一个角落倒头就睡。玛戈·格兰兹并不知晓儿子的病情，只觉得他是个游手好闲的懒鬼。她开始悄悄地垂涎于儿子这种说睡就睡的能力。

某个周一下午，当普里莫·莱维又一次在扶手椅上不合时宜地睡去后，玛戈·格兰兹用舌尖舔了舔邮票，在儿子脑门上贴了一溜，然后把他夹在胳膊底下带到邮局。她将他轻轻放在柜台上，请求柜台后面的姑娘将他寄到苏里南。姑娘用一副高高在上的眼神瞅着她，告诉她不可能寄出，原因是还缺四张邮票：寄往非洲的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