耽溺下去了，让物质魔爪遮蔽眼睛，在内心世界挂起算盘，日夜拨弄不停。

如果，一个社会在脱离饥饿阴影之后，无限度地延长挥霍期，我们不敢奢望当挥霍变成生活习惯、贪婪抹黑朴素的美德时，什么时候才能开始追求不受物欲干扰的精神王国？我不难想象，当年吞吐话珠子的老辈乡亲，若有机会在台北都市见识最基础的物质习惯，他们一定会勃然大怒，詈骂现代人“讨债”，会被“雷公打死”。

致力于环保的朋友，积极推广“再生纸”以挽救森林，询问我的意向，我不置可否的态度使他颇为失望。也许，问题很单纯，一棵树能制造几令纸，为了不砍伐这棵树，我们利用回收的废纸去替代这棵树。但问题不止于此，当我们果真全面使用“再生纸”印制书刊、杂志，谁能有效地保证这棵树不被砍伐去制造原木家具、装潢和室房、民艺雕刻品，或拿着台湾森林护照去装饰异国建筑？

如果森林面临绝迹是个事实，到底谁砍的？砍来做什么东西？谁用这些东西？怎么用法？砍了之后谁该补种？这一路的推问与思考则超过了保护的单项议题，必须去面对这个社会从农村嬗变到工商过程中，法治能力萎缩、善良德性败坏、朴实生活变质的根柢范畴。

如果个人积极响应再生纸制品，却酷爱使用原木家具或木质装潢，保护那棵树的意愿在哪里？如果在大量使用纸张的生活中，我们极尽挥霍，再去购买再生纸制品，这样的保护也只是表象。不管保护森林或是河川、野生动物，现代人必须先跟自己的欲望打仗，重新回归到物质的合理效用，并且尽其效用，所有的保护课题才有坚强的基础。

当我听到某家公司在牛皮纸信封上印七个空格，希望这个信封经过七个人使用后再被回收，某家影印行张贴小条子：“欢迎双面影印”时，我感到惜福的美德并未被遗忘，他们不仅节约了开支，也为社会的资源付出小小的保护心愿。

我仍然赞成资源保护，但不是从使用再生纸开始，是从依照胃容量吃完一碗饭开始，这是基于对喝粥时代尚能说出格言的老辈乡亲的纪念。

记载一只笼子的形状

记载一只笼子的形状

有一只笼子，形状怪异，几乎没人能正确无误地描绘它。就算那些碰撞得头破血流的人也不能够，他们只会抚着头说：我又撞到那只笼子了。

我也不例外。

在开始记载这只莫名其妙的笼子之前，我得先喝口茶，喜欢听故事的你，最好也喝一口水。因为，我不知道我会讲多久，现在是早上十一点正好十一分，我希望在十二点时结束这只笼子的记载，我们总得吃个中饭，打个午盹，我相信这些对消化这只笼子的形状有很大的帮助。

开始发现有一只笼子，是小学吧，我学了“笼”字，真有意思，为什么把一条龙关在竹部首内就叫“笼”？老师只说这玩意儿是用来关东西的，当然，关会动的、活的东西。这还用讲吗？死的、不会动的东西需要关吗？可是我仍然不懂，龙，那么庞大的玩意儿，用竹子或竹蔑编的东西就能把它关得死死的？老师说，“笼”就是“笼”嘛，问那么多，会写没？不会写要打手心。可是，我受了一点打击，龙不是很厉害的吗？用竹子就能关，到底龙厉害还是竹子厉害？

我又问老师，鸡笼、鸭笼这我懂，那么，人住在屋子里算不算“笼”？老师说，傻瓜，人住的地方叫“屋”。

算术课教到“鸡兔同笼”，我又不安分了。当然，这种几只鸡几只兔的算术根本难不了我。可是，为什么要把鸡、兔关在一起？它们一定吵架的。老师说，傻瓜，这是“假设”的嘛。可是，我又“假设”了：如果把鸡、鸭、麻雀、火鸡、鹅、燕子全部关在一起，算不算得出笼子里有几只鸭、几只麻雀？我没敢问老师，因为这些全部是两只脚动物，而且不只两种动物。我想，还是快点毕业上国中，听说国中会学方程序之类的，说不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至少在上国中以前，我不再想“笼子”问题。那时候我最向往的是上台北，每年暑假我有机会上台北玩，可是必须等割稻、晒谷等农忙之后。有一回，农稼完毕，可以上台北了，却莫名其妙刮台风误了行程。阿嬷说，要去可以，先把田里的竹叶、竹枝刺、石头捡干净再说。台风过后田里的积水冷滟滟的，我赤脚捡得很勤快，偶尔直腰看着透亮的蓝空，那么广阔，我感动了，心里冒升一股热情：我要去台北！我要去一个更广阔、更无边的世界，我一定要。

十五岁，我拎着行李上台北了，像一个跨出家门即不准备回头的孩子，像一个征服者。因为，我相信没有一件事、一个地方是我无法征服的。

后来，我知道“笼”字只是个形声字。换言之，不见得关的是龙，鸡、鸭、兔可以关，人也可以关。最早是竹子做的，现在可不一定了，石头、木条、钢铁、水泥……甚至是某种肉眼看不见的材料。更重要的是，不只关活的，死的也得关，譬如“棺材”。

台北没有征服我，我被自己困住了；当我发现台北只是个大笼子，而人生好像是由很多个笼子组合而成时，我被“一生仿如一场牢狱”的感受打败了。我想挣脱，可是不知笼子的出口在哪里？

又来了，笼子的思考。我想，鸡、鸭、麻雀同笼的问题还好解决，这有复杂的多次多元方程序可以算。但，如果笼内关的是一群人，什么方程序可以算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如果自生至死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