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暗指当权者如黄祖一样，滥杀英才，或者更是影射权贵如曹操一样阴险毒辣，借黄祖之手除自己眼中之钉？这一切诗人并没有明说，但是正是这样，诗句却更有了常人无法想象的更饱满的张力。

面对着无限的江山，无限的空间和时间，诗人知道自己终究是渺小的，经历了半生的困顿沉郁之后，诗人发现，自己已经陷于进退两难的处境：日暮途穷，故乡何在？前进固不可能，就连后退也成为一种奢侈。于是，在八世纪的一个清朗的日子里，在仙人驾鹤西去的高楼上，崔颢木然地对着空空阔阔坦坦荡荡的江山，黯然地看着楼下来来往往忙忙碌碌的人，斯人独憔悴。

古人说：“文以气为主。”“气”其实指的就是气韵。这首律诗，根本不顾平仄格律的要求，只顾一股气吐将出来，这股气一直郁结于诗人胸中，而现在竟充塞了天地，萦绕于丽日浮云之上，更缠绕在每一个失意游子的心中。于是，这首严重“犯规”的格律诗，竟成了最成功的一首格律诗。沈德潜评此诗，以为“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纵笔写去，遂擅千古之奇”（《唐诗别裁》卷十三），严羽《沧浪诗话》更是盛赞：“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

关于此诗，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唐才子传》说：崔颢此诗出后，诗仙李白来到黄鹤楼，诗兴大发，突然看见崔颢的诗，长叹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有人说此说多半为后人附会，但是我倒是愿意相信此事属实，因为李白后来模仿《黄鹤楼》写过两首诗，其中一首是颇有些名气的《登金陵凤凰台》，这首诗借用了崔颢的韵脚，很多地方也不乏模仿痕迹，后人认为两首诗各有千秋，这里姑且不提。但是李白模仿崔颢的另一首《鹦鹉洲》，则连很多李白的崇拜者都羞于提起了。

鹦?鹉?洲

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

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

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

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

明眼人一看即知，李白也效法崔颢的“三叠泉”，在前三句反复出现“鹦鹉”之词，但是，整个诗却给人以邯郸学步东施效颦之感，全无诗仙气象。看来，李白此时并不明白，崔颢《黄鹤楼》依仗的其实就是胸中的那股气，这气是无法复制，更无法效仿的，因为真正的经典，永远只有一个。

中唐的四条河流中唐诗人

宗白华先生曾说：“文艺站在道德和哲学旁边能并立而无愧。它的根基却深深植在时代的技术阶段和社会政治的意识上面，它要有土腥气，要有时代的血肉，纵然它的头须伸进精神的光明的高超的天空，指示着生命的真谛，宇宙的奥境。”（《美学散步》）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政治意义上的盛唐随着安史之乱的钲鼓戛然而止，唐代开始走入中唐的漫漫长路时，唐诗也从内容和风格上为之一变了。安史之乱像一记重拳，将唐人从风驰电掣的骏马上打下，重重摔在八世纪下半叶的泥泞和衰草间。饱受战乱之苦的帝国从此又患上了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三大顽症，如一个青春已逝，但末日尚未到来的老人，正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但是，诗人没有闭上自己明亮的眼睛，虽然眼前已经有了太多的哀号和惨状，他们更没有停止自己的歌唱，虽然，此时的曲调已经由初唐的雄心万丈、盛唐的豪迈高蹈，转入了深深的忧虑和悲哀。诗歌未朽，诗人不朽。

公元八世纪下半时，即大历、贞元年间的这批诗人，都是在盛唐时期度过青少年的。正当他们乐观自信，洋溢着豪迈的气概走向生活时，却突然之间天崩地裂，日月无光。时代绷出一脸的严峻，从社会的各个缝隙里再也找不到迎接他们的微笑了。于是他们不得不背负着沉重的失落感，在冷漠的人情世态中，无可奈何地去寻求自己无从把握的归宿。

——《唐之韵》

于是，一群号称“大历诗人”的歌者登上了历史舞台。大历是唐代宗李豫的年号，这一时期有所谓的“大历十才子”之说。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同属中唐的姚合。他在《极玄集》里把当时在台阁相互交往、唱和的十个诗人：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和夏侯审称为大历十才子。这一说法后人有些异议，而大历诗人实在不限于此，还有刘长卿、李嘉祐、戴叔伦、韦应物等人也应入大历诗人之列，加在一起，有十多个人。这些诗人，以王朝中兴为己任，但却只手难挽残局，更不能忘却人生的痛苦，因此他们往往以写景委婉地表现凄凉的人生。

紧随着大历诗人的河流之后，后来成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和孟郊一起，率领着韩孟诗派，高举着奇崛险怪的旗帜，从中唐的荒野奔流而来。跟在他们后面的，是贾岛、卢仝、李贺等苦吟诗人，他们想挥起诗歌的利剑，砍断中唐萎靡的荆棘，开出一条通往雄奇豪壮的诗歌圣殿的金光大道。

于是，两个曾同年中举，又是生活上的密友的诗人，携手登上了中唐的舞台。元稹和白居易在唐宪宗李纯年间经常互相写诗，彼此相诫、相勉、相慰和相娱，时人仿效，竟成一时之风气，于是成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被人称为“元和体”。而另一方面，白居易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倡导新乐府运动，于是，宣城为了给太守织红线毯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