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说道，“你是唯一试图帮助我的人。”

“你有没有想过，我对你选择自杀可能会有什么感觉？”我问。

她猛然抬头，“嗯，想过，我曾写信跟你提过这件事。但我没把信寄出去。”她手在皮包里摸索，然后倾身向前，眼望他处，把信递给我。我接过信，放在一旁，继续专心与她对话。

“我一直都知道自己终究会走上自杀一途……现在时机正好。”她失神了好一会儿。“我只是不想活了。”

我没搭腔。心想，她究竟给自己挖了多深的坑呀！

“治疗期间，你会和我一起经历一段过渡期，”我终于开口。“多年来，你一直试着不去理解自己究竟遭受何种程度的虐待，但现在你慢慢看见了，在这里，和我一起，这让你不知所措。”我试图引导她朝“为何是现在？”思索，搜寻她会意的神情；她似乎稍微理解，但未明显表露情绪转移的征兆。我没抓住机会，还得再试一次。

“我曾担心会发生这种事，”我继续说，“对任何一个像你这样、曾受过严重伤害的人来说，这段时间肯定很难熬。而且你们可能也很难信任别人，相信别人会帮助自己。”她哭了起来。好现象。

“你母亲要出远门，你觉得很孤单，而且只剩下我能帮助你。你纳闷：你能相信我吗？”卡伦埋首于掌心，嘤嘤啜泣。哭泣有净化的作用。“我对你越来越重要，你对我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却也更危险。你该让自己信任我，还是选择死亡？”卡伦崩溃了。她呜咽出声，胸口剧烈起伏。我没再说话，给她时间平复情绪。

“我不要你自杀，”我说，倾身靠向她。“我们该怎么预防？”我看看她，等她回答。我需要她的合作。她勉强耸了耸肩。

“至少我们能做一件事：让你住院，”我说，“保障你的安全。”我知道这是专业上的必须建议，但也是个很差劲的选项。前次住进精神病房已用光她的保险给付，一旦挂急诊，她肯定依法院发出的把病人关进精神病院的制度被转诊到州立精神病院。若她谎称自己没有自杀意愿，州立医院会很快放人，她不但不会好起来，我也可能找不到她。我跟这些机构打过交道，很清楚他们的规矩。我必须另外想办法。

“我不想去医院，”卡伦态度坚决，“住院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没有什么比失去你更糟糕，”我直截了当地说，试图说服她。现在她开始专心听我说话了。刚才那番声明使她平静下来，我们静静坐着。

“如果能再多了解你为何有这么强烈的寻死念头，”我说，“也许我们就有办法帮助你了。”这会儿我该闭嘴了。当你拋给病人一个重要问题，不管他们接着说了什么，那就是答案。对我而言，最困难也最重要的就是比她更能忍受提问后随之而来的静默，耐心等待答案。

我看着卡伦思索，暗忖她可能往哪方面想；但她的脸庞仅仅流露哀伤。大约一分半钟之后，她在椅子上动了动，说，“我一直都知道妈不爱我，但我从来不曾真正领悟这个事实，”她稍稍停顿，“我以为，假如我能给她足够的爱，也许她就会爱我了，但我就是办不到。”我认为她话里还有别的意思：她害怕我会跟她母亲一样。既然我也不爱她，干吗老黏着她，一直说要帮助她？如果连自己的母亲都不爱她，她又怎能期盼我会关心她？

“为什么是现在？”我问。

“只是觉得现在好像是时候了，”她说，旋即绝望地叹息。

“我觉得，你只是害怕自己太靠近我，想找理由逃避。”我瞅着她。我的话是挑战，极具吸引力的挑战。她转移视线。眼前又是我该闭嘴的时刻。加入或退出，她得做决定。卡伦犹豫了一会儿，不自在地扭动。

“我不知道……我不敢抱希望。”卡伦面色困惑依旧，但她比刚才坐直了些。也许她会选择加入。

“我有个计划，”我说。我必须让她更接近我，强化她的希望。“现在我终于了解，你母亲无法爱你的事实一直让你很难受，所以你绝望地以为我可能比你母亲更值得信赖、更能支持你，陪你熬过治疗。然而，因为你父亲曾经虐待你，所以你担心万一跟我太亲近，我也会对你做同样的事。”我等待卡伦吸收这一超大剂量的真心话。

“但重要的是：你不会有事的，”我继续说，“今天是星期三。晚上我打电话给你，明天晚上也一样，然后星期五下午1点我们碰面。你可以保证，从现在直到晚上我打电话给你之前，你会让自己平平安安的吗？”我看着她，四目相对，等待她的保证。

“好，”她说。

“那么，你会让自己好好的，直到我明天晚上打给你吗？”我再次等待。

“我试试看，”她说，语气不太确定。我紧盯着她，片刻后，她点头了。

“目前就先这么办吧，”我说，“如果我找不到你，或者星期五你没出现的话，我会报警叫他们找你。”我要她知道我是认真的，我把她的人身安全视为我的职责。

“好。”卡伦挤出感谢的微笑。她离开办公室时，我暗自松了口气。信任对卡伦而言着实不易。我们的治疗已持续两年半，但她直到刚才才开始认真解决问题。希望她最难熬的一段已经过去了。至少，她离开时比进来时看起来有精神多了。

以下是这次诊疗刚开始时，卡伦给我的那封信：

1991年6月13日

亲爱的贝尔医生：

非常感谢你这么帮我。有你做我的医生，我十分感激。如果没有你，我想我不会活到现在。我只想要你知道，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