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伦又露出羞愧的表情。“不值得这样做。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活这么久。部分的我以为，我根本就是懦弱、没勇气才会苟活到现在。要是我够坚强，我早就行动了。”

“待会儿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医院验伤。”我直截了当，让她知道这是明确的指示，“离开这里之后，你直接去挂急诊。虽然有可能只是淤伤，但你丈夫揍你的手劲也可能导致内出血。”

“可是我怎么知道不是自己弄的？”她问。我的表情有些疑惑，她看见了。“有时候我也会弄伤自己。”这实在太难处理，太难引导了。

“不管原因是什么，”我的语气微微带着恼怒，“你要去看医生，确定你没有内伤。”卡伦耸耸肩，哀伤地转身离去。“还有，明天打电话给我，”我对着她的背影喊道。门在她身后缓缓合上。她没作任何表示。

※ ※ ※ ※

1992年10月，某天晚上10：30，我接到卡伦的电话。她把声音压得很低，而且越来越小。

“我想伤害自己。”

“怎么了？”

“我先生揍了我一顿，”她在电话里哭了起来。我等她继续说下去。“用球棒……我不想活了。”

“你哪里受伤？”

“我的腿，还有背，我不知道……”

我们讨论她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报警，找妇女庇护所帮忙，带孩子去朋友家住，等等。但她什么都不想做。她说，她丈夫已经醉倒了，今晚应该不会再醒来。我要她吃一两粒我开的镇静剂，多少睡一下，然后我说我要打电话给弗莱厄蒂警官。她勉强同意，给我他的电话号码。我打电话过去，他不在，接电话的是一位詹姆森警官；我说卡伦遭她丈夫殴打，她立刻了解事情的严重性，表示会留言给弗莱厄蒂，请他明天早上跟我联络。我打电话给卡伦，把我跟警局的对话告诉她。我的行动似乎让她松了口气，而她也答应我不会伤害自己。我们约好下次诊疗时间，然后我再打给詹姆森警官，把我刚才跟卡伦的谈话重点——包括她答应不伤害自己（我部分是为了自保）——转述给她听，确认弗莱厄蒂明天早上会打电话给我；或者，万一他今天晚上要找我，请打电话到我家。我挂上电话——不过才11点，但我觉得仿佛已经讲了好几个钟头的电话。我觉得压力好大。不过，说来奇怪，我从没想过要摆脱卡伦，这感觉就像看到一个孩子掉进河里，但她不会游泳，你怎么可能不跳下去救她？现在我已跳下水，奋力泅水想接近她，但她却一再脱离我的掌握，令我觉得自己也即将溺水。然而，我似乎总是能及时浮上水面，尽可能向她伸出我的手。不知我俩是否有上岸的一天。

※ ※ ※ ※

1992年11月底，卡伦告诉我她父亲不死心地一直打电话给她。再过一个礼拜就要开庭了，他希望她能帮他。她挂他电话，但他还是不断打来，令她频频有自杀的念头。

她说，以前她会把刮胡刀片紧紧握在手里（上次她已经交给我了），好歹比较舒坦；但现在她觉得这样不够，她希望能从我这里得到更多——原来她也在湍急的河水中寻找我。我告诉她，下次见面时我会准备东西给她。她开心地走了——我不曾见她如此快乐，穿过门口时，她甚至回头对我微笑。我得想想能给她什么。

下次见面时，她脚步轻快，带着一只鞋盒走进来，有些难为情地对我微笑。她坐下来，把鞋盒放在腿上，然后看看我，仿佛在征求同意；我点头，用眼神探询那只盒子的意义。她从盒里拿出一条祖母的手帕、一枚高中死党的胸针、一束她弟弟的头发、她先生某套西装的布料样本，还有婚前几个约会对象送她的小东西。

这些东西跟孩子舍不得放开心爱的毯子或小玩意儿，有着相同的意义：他们能从中得到慰藉。一般认为，无论是毯子或洋娃娃，这些物品在小孩子眼中都是母亲的象征；孩子们从象征母亲的毯子得到有形慰藉，使他们能承受与母亲分离的痛苦。在这层关系中，毯子被称为“过渡性客体”，也就是能帮助孩子从依赖母亲过渡到脱离母亲的物品。尽管并非每个孩子都有这个阶段，但它确实属于孩童正常发展的一部分。

长期以来，当某些人从卡伦生命中消失，她便以这种方式维系与他们的连结。既然卡伦熟悉且信赖这种方式，我会试着以此加强我跟她之间的关系，同时弱化她与痛苦、受虐阴影的连结。

“我说过，我会给你一样能让你想到我的东西，”我伸手探至椅脚边，不让她看见。“这样东西也许有用。”我拿出一只约5英寸高的陶制小熊。那是我在楼下礼品店找到的。这只小熊圆滚滚的，坐姿，脸上挂着微笑，身穿休闲衫配蝶形领结，看起来非常开心又满足。我把小熊递给卡伦，她瞪大双眼，小心揣在怀里，仿佛它是个无价之宝。也许对她而言确实如此。她感激且羞怯地望着我，好像在说：她知道这样很孩子气，但她很感激我了解这件事的必要性。

卡伦仍拒绝父亲的请求。卡伦的母亲代替她父亲向她求情，请她在法庭上帮她父亲说话，卡伦也同样拒绝了。1993年1月，卡伦的父亲出庭受审，最后因对卡伦的侄女妮娜性侵犯被判猥亵儿童等十九条罪行。卡伦从头到尾皆未出席审判。

在接下来几次治疗中，卡伦叙述父亲受审的后续发展。判决后，她父亲“心脏病发作”——这是她母亲的说法，其实只是严重焦虑，但也因此住院好几天。

“你爸住院都是你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