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礼拜。”她越说越小声。我无法确定卡伦11岁时是否真的昏迷两三个星期，也许只是一段人格分离期；但此时此刻，真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她记得的版本。

“还有呢？”我问。

卡伦想了几秒，继续说下去，“最近我常常觉得腿很痛，刚好是我梦到被截肢的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痛，但我觉得我的脚应该没问题。”

“你昏迷了，但你却感觉到病房里还有别人？”我问。

“对，”她说，“虽然我没有意识，但我可以听见声音。”

“在我听来，你的昏迷有点像遗失时间的症状，”我提出我的看法。

“是啊，”她说，“我听得见，但我好像不在那里。”

“所以，我把目睹你绝望、濒死的人们请出去之后，叫你要活下去；尽管你还在‘昏迷’中，你却能听见我的声音，紧握我的手？”

“嗯。”

我想用“她紧握我的手”这个意念为本次治疗划下句点，因为这是最能强烈象征她和我的连结，象征我要她活下去的景象。在这个节骨眼上，治疗卡伦的工作犹如走钢索般危险而脆弱，我想尽我所能，将我们之间的所有正面情绪一点一滴集合起来，织成更坚固的保护网，以免轻易遭人撕裂——这张网不仅要抵抗那些破坏她人生的人，还得对抗隐藏在卡伦自己体内的残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