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伦，因为这种情况已持续太久、太久了。现在我必须放手。你可以让病人面对现实，但你无法逼他们相信。卡伦必须自己想通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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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伦开始拖欠治疗费。如果我提起这件事，我知道对她造成何种影响：她母亲和我都向她要钱。这是我的困境。假如我一开始即经常提醒她按时缴钱，我在她眼里可能跟她母亲一样，不断向她讨钱。假如我不说，欠款越积越多，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非提不可了。可是到那个时候，我要求的金额一定大于她能负担的数目，这一点也跟她母亲一样。当然，这种状况不是没有其他比较好的、更有技巧性的“心理分析式”的解决办法，但这偏偏不是我的强项。因此，在当个啰唆鬼与放任使其失控之间的某一天，在卡伦抱怨她母亲常常向她要钱之后又过了好几次治疗，我终于提起这件事。

“你的费用好像有几次没缴……”我把这3个月的账单交给她，顺便提起。卡伦脸色一阵苍白，顿时哭了起来。

“我把钱给我妈了。我一直都在帮朋友付钱，”她说，“我妈老是说我欠她，现在我也开始欠你了……”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拖欠造成的结果，”我试着保持语气平稳，尽可能不泄露我的不满——她怎么可以把该付我的钱拿给别人？“这可能会让你觉得我跟你母亲没什么两样。”卡伦想了一会儿，我继续说道，“但这也会让我觉得——因为你母亲拿了你的钱，等于你母亲拿了我的钱。我们都不喜欢这种状况，但我们俩都无能为力。”卡伦看着我，几乎露出微笑；与其让她以为“我比她母亲好不到哪儿去”，倒不如让她感觉“我们俩在同一艘船上”。但她再次陷入哀伤。

“对你来说，这只是工作，”她说，“如此而已。”当然，她的意思是我根本不关心她，我只要钱。

“这不只是工作，”我说，“而是非常特别的工作。”我不知道她是否愿意相信我。她思索了几分钟，仍不怎么买账。于是我们只好继续与金钱周旋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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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件事很重要：卡伦开始懂得保护自己。即使她并未彻底远离对方，她已知道要避开虐待她的人。有时她觉得自己像个处于挨打状态的拳击手，场上也没有裁判，无法阻止比赛，但她仍寻找任何能保护自己的微不足道的小方法。为了应付她母亲，卡伦开始过滤电话；若她母亲的留言颇为恶毒，她会在听完前直接删除。她开始学会找借口：比方说，若母亲要求她开车送她去某个地方，她会说她得去孩子的学校一趟。至于她丈夫，她会在丈夫下班回家开始喝酒直至醉倒这段时间，安排带孩子们外出活动。

卡伦在这方面仍是新手，因此她的计划并非每次都成功。面对施暴者时，她经常无法跳脱“屈服或死亡”的孩子心态。假如施暴者的虐待越来越难以忍受，但她又无法继续屈从，她会渴望结束自己的生命。卡伦几乎不知道该怎么用成年人的方式——例如坚持立场、划定界线或置之不理——应付向她施暴的父母或丈夫；对卡伦而言，这些选项并非真实存在，她认为这些成年人的处理方式已完全超出她的能力范围。然而，尽管卡伦承受如此残忍的暴力，她仍逐渐坚强。等她越来越信任我，必定也会对我吐露更多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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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9月，卡伦走进我的办公室——全身都在发抖。入秋的第一道寒流笼罩在她身上。

“我不知道我昨天晚上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卡伦说。看得出来，她不太愿意聊这件事。

“你可以再多解释一下吗？”我问。

“昨晚我进了诊所，至少我认为我去过。我不记得做了哪些检查，但我找到一些药——阴道栓剂之类的。我试着按包装上的说明操作，双手却开始颤抖；我觉得惊恐又恶心。我把一枚栓剂放进身体里，然后又立刻扔掉它。我不知道我为何有这种举动。”

“这让你想起什么了吗？”我问。

“它让我觉得我被父母亲伤害了……我想告诉你，但我说不出口。”她陷入沉默，躲进了自己的内心深处。

“你认为你能对着录音机说，把它录下来吗？”我想找个方法，让卡伦把必须告诉我的话说出来。我们实在没多少时间在办公室空等了。

“我想应该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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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周，卡伦带了一盒微型卡式录音带给我。我带回家，在晚餐后拿上楼听。录音带中，叙述得支离破碎，所述内容如下：

卡伦的父亲马丁——某机械加工车间的工头——走到哈里工作的压模机旁，“他妈的谁叫你弄这个？”马丁大吼，声音压过机器噪音，“这玩意儿他妈的下礼拜才要用！妈的，哈里，你搞得让我很后悔雇用你！”

“对不起，马丁，模是斯坦开的，他叫我接手往下做，”哈里说。其实马丁早已知情，因为他们早上开会讨论过了。

“他妈的，你应该先问清楚啊！好吧，反正你已经开始了，就继续完成吧。”

“我很抱歉，马丁。拜托，我需要这份工作。我不会再犯了。”

“喂，哈里，你知道没有人会雇用像你这种被军队踢出来的酒鬼吧？要不是我，你早就去当乞丐了。现在你有份好工作，你可是欠我人情啊！一份很大的人情。”

哈里垂下头，“对不起，马丁，请你不要生气。”

“噢，干吗这样子，你也没这么差啦。晚上要不要来我家？我们有聚会，每次都玩得很开心。”

“噢……好啊，老天，谢了马丁。你真的不生气了？”

“没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