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电话，车子该换了，第二天旧天娱传媒就得把车买好供领导使用。王鹏必须听上面的，就像下面的人必须听王鹏的一样。

　　还是有点不一样，上面代表股东，不听也得听。还不是一般地听，是不打折扣地听。做生意做买卖的时候才讨价还价哩。你跟领导讨价还价，你脑子里进水了吧？

　　王鹏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咱们这个企业可是共产党的企业。我得再次表示我理解王鹏的小心谨慎、如履薄冰。

　　问题是，谁代表共产党呀，共产党这三个字可不是拿来当挡箭牌的，如果大家都代表共产党，是不是也太不庄严了？至少是太责权利不分了吧？

　　再说了，既然是共产党的企业，是不是更应该让它保值增值呀？

　　2005年“超级女声”的品牌价值20个亿，事隔三年，再让中国社科院的专家学者评估评估，现在还值多少？

　　谁又该为国有资产的流失承担责任？

　　写完上面的文字，我一直有点担心，是否把王鹏写得过于“扁平”，我跟他前世无怨，后世无仇，如果他认为我的文字有损他的形象，不仅将坏了他的名声，还可能坏了我的名声——因为受利益驱动而让读者看到了一个被歪曲的企业家形象，人家当初可是那样风云一时。

　　为了弥补可能的过失，我还是祭出我的老套路——听听别人怎么说。

　　下面的文字来源于2005年9月5日的《新周刊》：

　　王鹏的朋友们，都用很难听的湖南方言叫他“东北傻帽”，甚至在他做“天娱”之后，预言他“肯定亏死”，揶揄他对钱没有概念。他说是，家里有多少钱全不知道，都归媳妇管。但他自有底气，“钱不是省出来的，是靠赚的”。譬如代表公司与电视台合作，“电视台都是大爷——以前我也是大爷，但现在我是弱势”。王鹏的策略就是把电视台该得的让它得，譬如给它最看重的广告，“天娱”可以只分那么一点点，甚至不分，短信也一样。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它通过媒体的强势介入后成之为“品牌”，唯有其形成品牌，王鹏才能把它放大——放大到“消费”层面上。接下去，“天娱”可以通过授权或者自己制作在系列消费品上赢利；品牌的副产品——艺人，其唱片权、演艺权、影视经纪权也都归“天娱”所有，可以转给其他公司或通过再投入以后获利。“这个社会分工已经很细了，你想大而全，赚的钱自己全拿走，那是不可能的。”

　　王鹏的身上有菊与刀的两极。他喜欢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据说早先话不投机就抡拳头，和他勤奋乖觉的大学室友李咏相比，是反面典型——“这两年好多了，早先坐总编室的时候，手下的没少受我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