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地蜷缩在笼子里，被吓得根本不敢抬头，为了让它吃李宇春喂的竹子，有人猛拍铁笼，巨大的声音令长途跋涉、从卧龙赶来的“小春春”发抖，旁边的李宇春也被吓坏了，同情地看着它。突然两枚礼炮“砰砰”爆开，“小春春”已经呆了，最后瘫在笼子里。

　　据了解，一般情况下，像梁朝伟这样大牌的明星都是亲自去卧龙自然保护区认养大熊猫，而这个活动是一叫熊猫城策划主办的，该商家为了借一下李宇春的名气，想方设法从卧龙自然保护区弄了一只大熊猫到成都最为繁华的闹市做了这场秀，全然不顾国宝大熊猫的安危。台下不少人愤怒地说：“太不像话了，为了追星，把国宝吓成这样。”

　　主办方缺德被指责

　　熊猫的饲养方法中说明：注意避免噪音干扰，大熊猫最敏感声响和噪声，当突然听到某种陌生的声响而又判断不出声音的来源时，会使大熊猫的精神产生过分的紧张和极大的恐惧，甚至被吓得近歇斯底里地发疯的程度。例如沈阳动物园的大熊猫“强强”，1979年4月28日上午11点，熊猫馆上空响了一个炸雷。“强强”在舍内狂走起来，它跌跌冲冲，跌倒了立即爬起来又走，一会儿窜到拦杆上面立即又跳下来，累得气喘吁吁，口涎外流，一分钟也不停，足足折腾了七个半小时。第二天没有吃食，睡觉时常常头部震颤，四肢抖动，直到第三天才恢复正常。熊猫还被禁止任何人用闪光灯拍摄照片，避免刺激眼睛的敏感度。

　　对于大熊猫的惨状，现场观众指责商家简直太缺德了。然而，主办方给出解释是：“李宇春时间太紧去不了卧龙。”甚至给出了让人不能信服的借口：“把熊猫弄过来是个公益活动，没有给基地钱的，是因为想唤起大家对大熊猫的关爱，纯粹是公益的。”这个理由更让人觉得牵强附会。另据了解，这样的做法是违背国家保护大熊猫的有关法律法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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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宇春回应：“我事先不知情”

　　本报讯对于大熊猫在成都被吓晕一事，昨天傍晚，记者联系到李宇春的经纪人满春，转告现在社会上对这件事情的谴责后，满春告诉记者，李宇春也是在不知情的情况去的，到了现场才发现是主办方把大熊猫带到了活动现场。满春表示，如果事先知道的话，李宇春是绝对不会允许的，而是亲自到四川卧龙熊猫基地去。

　　这件事李宇春事先不知道是真的，但她差点因这一事件被废掉也是真的（事情如果失控变成事件，就会很麻烦，媒体对这一事件的定性是“李宇春虐待国宝”）。她当时因为这件事非常痛苦。不止李宇春，非常痛苦和郁闷的还有天娱董事长王鹏，因为与“甲方”的战略协议是他签的。不止是王鹏，所有的参与方都感受到了来自于社会、舆论乃至于官方的巨大压力。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两年多了，但作为一个企图保留独立思考的写作者，我认为事实求是地追究一下相关当事方的责任，仍然是非常有必要和有意义的。这就可以开出一长串名单：

　　首先应该担责的是策划人，主意是你出的，你怎么也逃脱不了干系；

　　其次是主办方，作为实际上的操作人和受益方，利令智昏的帽子，肯定是带定了；

　　第三是李宇春本人，起码对自己的品牌形象太不负责任了；你去干嘛都不知道，说得过去吗？

　　第四是卧龙熊猫基地，没有你的同意，策划方案不可能被实施，而你是最知道熊猫的习性和动物保护条例的；

　　第五是疯狂的玉米和围观者，那种狂热完全是非理性的，应该引发对自己素质低下的自责。

　　最后是媒体，在关于熊猫事件的新闻中，全都要带上李宇春，鲜见富有深度与社会担当的对制体漏洞的批判。

　　其实我并不想一竹竿打翻一船人，更无意充当全知全能的道德审判者，但这种聚众性的群体事件，真的有必要从社会学和城市管理学的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即使就事论事也让人后怕：那只被认养的熊猫完全可能因此而死掉；场面再火爆一点，也完全可能象一年多以后的重庆某超市一样，踩死几个人。真那样，熊猫和那些不幸遇难者，恐怕难以被追认为烈士。而一个社会，如果不能以生存（人的和动物的）为第一要义，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和谐不和谐。

　　实际上，我一直在矛盾，要不要把这个案例写到这本书里，李卫出于对我的信任告诉了我这个故事的一些内情与真象，我把它爆出来（或者说旧话重提），是不是不太地道？因为在我看来，它无疑将给李卫或王伟的团队带来或多或少负面的影响。

　　我完全低估了李卫和王伟的胸怀，他们不仅觉得应该毫不偏袒地把一切写出来，还应该向全国同胞再次致歉和表达他们的担当。

　　王伟说，一个人或一个企业，总有他的滑铁卢甚至不光彩的一页，只有敢于正视才能实现自我超越。他要我不要就此停留，他说，当时，我们完全被盛大的名声冲昏了头脑。试想一下，如果是一个成熟的活动运营公司，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吗？当犯下这种错误之后，我们有过深刻的反思和内省从而苦练内功、提升公司的硬实力吗？

　　这正是我要说的。

　　应该说，彼此彼刻，天娱传媒还不具备承揽这种大型的、整体的、系统的项目策划与执行的能力，李卫的强项是单一活动（如大型晚会）的执行，在派往成都熊猫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