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金涛倍感压力，在宾馆里根本呆不下去，只好天天去人家电视台泡，希望用对工作的敬业精神和自己为人的真诚打动对方。

　　金涛对北京电视台BTV第8区总编室主任王奇印象很好，认为他是一个很实在的人。王奇主任老老实实地告诉金涛，他们很少跟外地电视台或传媒公司合作，因为要考虑一些大环境的问题，他同时表示他们的节目策划还是不错的。

　　王主任态度不明确，金涛心里那个急呀，还不能在人家面前表现出来。这让金涛度日如年。甚至考虑要不要放弃北京赛区，以及如果真放弃的话应该如何跟广州天创解释。在这种情况下，金涛最后回到了长沙，他要跟王伟讨个商量。

　　两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金涛接到了王奇主任的电话，跟他商量策划文案的表述能不能改一改，因为那个时候广电总局对选秀节目开始严格标准，所以能不能避开选秀而以女性的励志故事为主。金涛他们一商量，连夜修改了策划文案并及时给他发了电子文档。

　　双方的合作协议还是作了修改，因为金涛他们是带广告商进去的，对方就要求制作费完全由天娱传媒这边承担，这样，金涛他们就成了一个内容制作商。这是一种不太对等的合作方式，但金涛己别无选择。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却令人鼓舞，他们实现了和北京电视台的合作，这一点，即使在《超级女声》最火爆的时候，也未能做到。

　　现在我们要说上海了。

　　在喜欢上海的人眼里，它有着百年洋派和天生的优越，它的飞速发展和体现着现代、时尚气息的建筑总是夹着着东方式的优雅和忧郁，上海是一种活力勃发而精致的城市，新掺杂着旧，旧连挂着新，过密的人口让城市显得不安与生猛，却又以它的繁华沉浮呈现恬淡与从容；在不喜欢它的人眼里，它是小气的，充满了对外地人的歧视。让人不爽的是，上海原本是没有本地人的，现在所谓的上海人其实都是外地移民，但可笑的是大家把真正的上海人（南汇、青浦、奉贤等）叫做本地人，就因为他们居住的比较偏，有点穷。上海人对人歧视却是不分地域的，歧视的只是穷人。其心理原因却是因为自己穷，越穷越看不起外地人，大概因为他们在和外来移民中的优秀者竞争时逐渐落了下风。

　　金涛对国际大都市上海的印象也不好，他认为上海是一个死板的城市，很自我很守旧很排外，除了北京，上海人更习惯把其他地方的人都看成是外省的乡下人或暴发户。

　　对乡下人，他们排斥其穷。

　　对暴发户，他们嫉妒和仇恨其富。

　　我们不能怪金涛偏激，这可能跟他在上海遭受到的打击有关。上海天娱传媒的牌子并没有被精明的上海人误认为他们是自己人。

　　简单地说，他们在上海磨了一个月，找了很多朋友，却连跟上海文广合作的门都没有摸到。原因还是跟在北京受阻差不多，上海文广的《加油，好男儿！》与湖南广电的《超级女声》因为明争暗斗早就闹出了很多风风雨雨，他们可以以私人朋友的身份接纳你，但对于单位之间的公事，却不能不公办，而公办的结果是能不办就不办——阿拉上海滩的码头不是哪个想拜就拜得了的。

　　时间越来越紧张，一天一天接近对外公布协作媒体的期限，金涛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了上海教育电视台。

　　仍然是不对等的合作——金涛他们得以纯粹的时段购买方式和他们合作。他们的地位与广告用户类似。

　　好在成都站异常顺利，因为《超级女声》让他们有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一是大家熟悉，二是他们希望借助与金涛他们的合作实现对外拓展。

　　这些正反两方面的经历让金涛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感受：其实在媒体与媒体之间并没有一堵逾越不了的高墙，一些壁垒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为设置的。说来说去还是可以说到体制上，如果普通的电视节目也能象电视连续剧那样实现制作与播出的分离，单位间合作的行政色彩就会让位给市场化运作，就能实现合作方的双赢与多赢。

　　与电视媒体合作的不顺畅，让金涛很快进行了反思：选择电视媒体作为活动的主要平台到底准不准确。

　　节目要塑造和展示的是30岁左右的一群精英女人，她们是社会的中坚，仔细想一想，她们中的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大把的时间看电视的，看电视应该不是她们首选的休闲和吸取资讯的方式，她们可能更愿意把时间花在与网络的亲密接触上。总而言之，节目的受众群体应该是与《超级女声》的“粉丝”有区别的，因此，在运作模式上也应该求新求变，比如说，可以在网络可以设置一个虚拟人物，让她去承载那些熟女真我的风彩，电视和报纸作为一种辅助媒体，帮助实现路演的相关环节。

　　金涛将其他媒体纳入自己的视野，力求以一种组合拳的方式，以节目为中心，构筑一个小小的媒体联盟。

　　金涛的第二个反思是能否避开落地的形式。其实，除了各地卫视可以落地到其他城市，所有的地面频道都是有地域、区城限制的，长沙和成都的电视节目不可能传递到北京和上海，反过来也一样。

　　但是，作为广州天创公司来讲，它花钱做品牌推广，就是要把其影响力直接打入北京和上海，因为北京是其品牌营销的大本营，上海是它急切需要打开的市场，做活动，必须满足于商家的这一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