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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钓鱼岛。热血青年给台里打报告,希望能亲自上船作现场直播,可惜没有被批准。参加这个活动的有湖南大学的一个旁听生,邹高峰联系上他,让他带上摄像机拍了素材回来,他们据此做了一集《保卫钓鱼岛》,获得了省内当年度新闻二等奖。
经过短暂的犹豫,邹高峰决定放弃做国际新闻。他是这样考虑的,国际上不是每天都有重大事件发生,作为一个省级非主流电视台的国际新闻栏目,每天做的工作主要还是一些编辑性的,审审稿呀,把把关呀,秩序编排一下呀等等,很少有创造性和挑战性。另外一方面,邹高峰的梦想是做新闻记者,直面社会、深入生活,仗义执言、舆论干预,邹高峰心目中有成为无冕之王的隐秘情结。
就这样,他跟金涛成了同一个栏目组的同事,两个人一个办公。
进去以后才发现,那个栏目虽然是新栏目,记者也是一些新记者,但他们每天想的东西和他不一样。很现实,很功利,很实用主义。电视台员工的正规工资并不高,邹高峰从起点工资500元拿起,拿到了1600元,大家都把心思放在跑时事新闻上,最爱跑企业那条线,记者改善经济条件主要靠红包收入,这在行内行外都是公开的秘密。
但红包也不是那么好拿的。
有一次喜力高压锅在长沙搞新闻发布会,通过广告部找到邹高峰,他们就去了。按行规,应该是签到的时候发红包,但那次没有,说要等他们做完采访把稿子写出来了以后才给。真到了那个时候,对方又只给了两个红包。邹高峰提醒他,他们去了三个人。那人说我知道你们来了三个人,但红包这会儿只能给两个,要想拿到另一个,得等片子播出来以后到他办公室去拿。邹高峰当时非常生气,把红包丢给他,说钱不要了,稿子也不发了。
这件事让邹高峰一下子明白了记者在别人眼里的地位:你们狗屁不是,为了区区几百块钱,就得忍气吞声,就得出卖自己的人格尊严和职业操守。
他想到每一次面临这样的机会时同事的态度:生怕别人多拿了而自己少拿了;拿了红包回去还要忍受别人的冷嘲热讽,感觉特别不是滋味,心里很难受,难道自己一辈子的理想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混饭吃?
后来邹高峰就跟台里说给我两个人,我们自己弄一个记者组,把专题报道做起来。
台里也想提高新闻栏目的力度和影响力,便同意了。
邹高峰给他们自己的定位是针砭时弊,选择带有负面性的事件做深度报道,换一种说法就是舆论监督,叫揭黑也行。
从此以后,邹高峰他们就再没有红包可以拿了,有时候甚至还得让自己的生命处在一种极度的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