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不能仅仅从经济角度考虑。我认为应该由更加熟悉党内思想和组织原则的同志来主导，比如，可以由斯大林同志从党的角度进行总体把握，确保谈判方向不偏离党的路线。” 他巧妙地将斯大林推向前台，意在制衡托洛茨基，同时自己也便于施加影响。

斯大林终于缓缓开口，声音低沉而平稳，听不出任何情绪：“李可夫同志提出的问题很实际。当前情况特殊，任何重大决策都应慎重。我同意季诺维也夫同志的部分意见，党的领导不能缺席。但同时，具体业务需要专业的人来做。或许可以这样：由政治局授权，成立一个专门的谈判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契切林同志，以及计划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卫局（格别乌）的相关负责同志。小组定期向政治局汇报进展，最终协议必须经政治局集体批准。这样既能保证效率，也能确保党的控制和监督。”

这个方案看似折中，实则精妙。它没有明确指定唯一的负责人，保持了表面上的集体性，但将具体执行权交给了更倾向于务实合作、且与斯大林关系密切的奥尔忠尼启则，同时引入了格别乌（契卡改组后名称）进行监控，确保了斯大林通过组织系统对过程的潜在影响力。

会议在一种表面达成共识、实则各怀心事的微妙气氛中结束。委员们陆续离开哥尔克别墅，返回克里姆林宫。每个人都清楚，列宁时代的倒计时已经开始，一场围绕最高权力继承的、没有硝烟但却更加残酷的斗争，已经悄然拉开了序幕。列宁病榻前暂时的平静，无法掩盖莫斯科权力核心即将到来的疾风骤雨。而这一切，不仅将决定苏联未来的内政外交走向，也必将对远在东亚的联合帝国、对仍在艰难重建中的波兰、对整个脆弱的世界格局，产生深远而不可预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