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校）与联合帝国的中央帝国大学（1662年建立，世界第二）建立‘学术交换计划’，派遣我们的工程师伪装成留学生，窃取他们的设计图纸。记住，只学皮毛，不碰核心——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施特雷泽曼部长，你的任务最艰巨。第一，通过驻莫斯科大使，向苏联的托洛茨基（当时苏共内部斗争激烈）传递‘德国愿与联合帝国在远东互相牵制’的信号，暗示我们可提供鲁尔区的煤炭给苏联，换取他们对我们在欧洲‘反制联合帝国’的支持；第二，向英国驻德大使达伯农勋爵暗示，若英国阻挠中德合作，德国将考虑恢复与土耳其的‘东方路线’贸易，分流英国在苏伊士运河的利益；第三，对法国的‘安全保障’要求（指《洛迦诺公约》），继续拖延，避免过早站队。”

“格斯勒部长，加强对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监控，防止他们借‘反对外国资本’煽动罢工。同时，默许胡根贝格的民族人民党与联合帝国的海外党（犹太裔阿尔伯特·沙逊领导）接触——海外党代表犹太资本利益，与我们的银行家（如罗斯柴尔德家族德国分支）有旧交，可利用他们分化联合帝国的内部团结。”

会议结束时，夜幕已笼罩柏林。马克思总理独自留在会议室，凝视着墙上腓特烈大帝的肖像。他深知，与联合帝国的合作，本质上是“与虎谋皮”——张凌云的北方党需要德国的技术人才和市场，却绝不会允许一个统一的德国崛起为欧洲强权。但眼下，德国别无选择：要么在《凡尔赛条约》的绞索下窒息，要么抓住联合帝国这根“救命稻草”，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窗外，菩提树大街的路灯在薄雾中晕开昏黄的光。施特雷泽曼走出总理府时，对身边的幕僚低语：“记住，我们对联合帝国的‘友好’，就像慕尼黑的啤酒泡沫——看着热闹，喝下去全是空的。但这个泡沫，或许能帮我们撑到经济复苏的那一天。”

而在遥远的帝都北京，联合帝国首相张凌云正审阅着宋轶发回的电报，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德国人以为自己是棋手？不，他们只是我们撬动欧洲棋盘的棋子。让荣耀集团‘成本价’转让技术，不过是抛出的诱饵——等他们上钩，我们再慢慢收紧缰绳。”

多极化的世界里，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德国的“务实合作”，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与魔鬼的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