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成其被发现时的那个样子，而她自己身上的那种伤势也完全排除了她自杀的可能。所以，凶杀是由第三者所为，而这个第三者的声音便是人们所听到的争吵声。现在让我来谈谈有关争吵声的证词，不是全部证词，而只谈证词中的特别之处。你注意到什么特别之处没有？”

我注意到虽然所有证人都一致认定那个粗哑声是一个法国人的声音，但说到那个尖厉声，或按其中一名证人的说法是刺耳声，他们的认定就莫衷一是。

“那本身就是证据，”迪潘说，“但并不是证据的特异之处。你还没有注意到奇特的地方，可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如你所言，证人们对那个粗哑声意见相同，在这一点上他们众口一词。但说到那个尖厉声，特异之处不在于他们莫衷一是，而在于当一个意大利人、一个英国人、一个西班牙人、一个荷兰人和一个法国人试图形容那个声音时，每个人都说那是一个外国人的声音。每个人都确信那不是他一名同胞的声音。每个人都没有把那个声音比拟成他所熟悉的任何语言的声音，而是恰恰相反。那名法国警察认为那是一个西班牙人的声音，而‘要是他懂西班牙语就会分辨出几个字眼’。那个荷兰人确信那是一个法国人的声音，可我们发现证词说他‘不懂法语，通过译员接受讯问’。那位英国人认为那是一个德国人的声音，可他‘不懂德语’。那个西班牙人‘确信’那是一个英国人的声音，但他完全‘凭语调断定，因为他压根儿不懂英语’。那位意大利人认为那是一个俄国人的声音，但他‘从未与俄国人交谈过’。此外，另一名法国人与那位法国警察的说法不同，他肯定那是一个意大利人的声音，但他不谙意大利语，而是像那个西班牙人一样‘凭语调确信’。瞧，那个声音该有多么稀奇古怪，居然能诱出如此言人人殊的证词！连欧洲五大区域的人都没法从它的声调中听出点儿熟悉的东西！你可以说那也许是一个亚洲人，或非洲人的声音。巴黎的亚洲人或非洲人都不多，但我们先不去否定这种推断，我现在只想要你注意三点。有一位证人说那声音‘与其说是尖厉不如说是刺耳’。有两名证人描述那声音‘急促而不均匀’。没有一个证人提到从那声音里听出了什么字眼，或者说像什么字眼的声音。

“到此为止，”迪潘继续说，“我不知道我刚才所言对你自己的理解有何影响；但我毫不犹豫地说，正是从证词的这一部分（关于粗哑声和尖厉声的部分）所做出的合理推断，其本身就足以引发出一种怀疑，而这怀疑将指明进一步调查这桩疑案的方向。我说‘合理推断’，但这并没有充分表达我的意思。我想说的是，这种推断是唯一恰当的推断，而那种怀疑则是这推断必然引出的唯一结果。但那种怀疑是什么，我暂且不表。我只要你记住，在我自己看来，那种怀疑足以使人信服地使我在调查那个套间时有一个明确的方式，一个确定的倾向。

“现在让我们想象又回到了那个套间。我们首先该探寻什么呢？凶手逃离现场的途径。咱俩谁也不相信超自然的怪事，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莱斯巴拉叶母女俩不会被幽灵杀害。凶手是有血有肉的，其逃离也是有形有迹的。那如何逃走的呢？幸运的是这问题只有一种推论方法，而这种方法必然把我们引向一个明确的结论。让我们来逐一审视凶手可能的逃路。非常清楚，人们上楼时凶手正在后来发现莱斯巴拉叶小姐的那个房间，或至少在那个套间里的另一个房间。所以，我们只须从这两个房间去寻找凶手的逃路。警方已经全面彻底地检查过那两个房间的地板、天花板和墙壁。没有什么秘密出口能逃过他们的检查。但我信不过他们的眼睛，自己又查了一遍。所以，绝对没有秘密出口。两个房间通往过道的门都锁得严严实实，钥匙都插在房内。我们再看那些烟囱，虽然壁炉上方的烟道口也有通常的八九英尺宽，但整个烟道连一只个头稍大一点儿的猫也钻不过去。这样，上面所说的地方都绝对不可能成为逃路，那我们就只好来看看窗户了。从前面那个房间的窗户逃走不可能不被街上的人群看见。因此，凶手一定是从后面那个房间的窗户逃走的。现在，既然我们已经如此毫不含糊地得出了这个结论，那作为推论者，我们就不应该因为看上去不可能而对它予以否定。我们只能够去证明那些看上去的‘不可能’实际上并非不可能。

“那个房间有两扇窗户。其中一扇未被家具遮掩，整体均可被看见。另一扇的下半部分被紧靠它的床架的一头挡住。前一扇窗户被发现从里边闩得牢牢实实，任何人使尽浑身力气也休想把它提起[5]。它窗框的左沿被钻有一个大孔，一颗粗实的长钉十分吻合地横插在孔内，孔外几乎只露出钉头。打量另一扇窗户。可见同样的一颗铁钉同样严丝合缝地横插于孔内，即便用力也同样提不起那扇窗户，这就使警察完全相信凶手不是从窗口逃走。所以，他们认为拔出插钉开一下窗户是多此一举。

“我的检查则多少更为挑剔，这挑剔的理由我刚才已谈过，因为我知道，那所有看上去的不可能必须被证明为实际上未必不可能。

“我开始沿着这思路琢磨，由果溯因。凶手准是从这两扇窗户中的一扇逃走的。因此，他们不可能从里边重新闩上窗框，像后来我们所发现的那样，由于这一事实显而易见，警方停止了往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