惑而又没有任何关于“罪恶”的道德观念的乡村妇女有过一段时期的两性关系。婚后，他与她断绝了这种关系，但在妻子生育以后，他又在村里不断遇见那位妇女，一种无比强烈的情欲控制了他，与他的道德观念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小说设计了两种结局：一个是叶甫根尼用手枪自杀了，另一个是他用手枪杀死了那位妇女。小说对情欲的巨大力量以及情欲与理性道德的激烈冲突的描写是深刻的、无与伦比的。

托尔斯泰不仅是一位文学家，也是一位人生哲学家、教育家、政论家、社会活动家。同样，他的文学作品也是丰富多彩的，他不仅描绘过历史和战争的宏大画面，细致地反映了19世纪后期俄国贵族阶级和农民在巨大的社会变革的冲击下的生活变化，深入地探索过道德自我完善和人生的意义问题，而且也有如本书中所收的三篇小说，深刻地描写了死亡、情欲、人的心理的激烈冲突等独到的人生现象，这些都是其他作品所不可取代的，也有着长久的认识和审美价值。

译者于南京师范大学随园

2017年4月22日

[1].李茨基：《托尔斯泰文艺作品中关于死亡、疾病和医生的描写》，见《俄罗斯临床学》1929年第11期，第8-9页。转引自贝奇科夫《托尔斯泰评传》，第4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死，为复活而作的准备

汪剑钊

关于死亡的沉思是俄罗斯文学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托尔斯泰在一部哲理性随笔集《生活之路》中如是宣称：“铭记死亡将有助于灵魂的生活。”在他看来，人如果忘却了死亡便等同于动物，而只要时刻意识到死的存在，也就接近于神圣。这位文学巨匠以自身的睿智赋予死亡以积极的含义，提请人们热爱生命，自觉地生活在至善至性中，才能最终带着一颗纯洁的灵魂去面对上帝。因为，“只有真切地想象到你正处在死亡的前夜，你就肯定不会狡诈，不会欺骗，不会撒谎，不会指责、谩骂、仇视他人，不会抢夺他人的东西。在死亡的前夜所能做的只不过是最简单的善事：帮助和安慰别人，对别人待之以爱。而这些事永远都是最需要而最快乐的事”。这段话令人想起中国的一句俗语，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虽说后者在《论语》中的原意在释缓曾子与孟敬子相互的龃龉，但也揭示了死亡对人的警示。

在那本随笔集中，托尔斯泰进一步阐述道：“在人死去的那一刻，点燃着一支蜡烛，在这烛光下他曾读过一本充满了焦虑、欺骗、苦涩和罪恶的书，此刻这蜡烛爆发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亮的光，把以前隐没在黑暗中的一切都照亮给他看，然后噼啪响过，闪动了一下，便归于永久的寂灭。”这种对生死的参悟也不可避免地贯穿在作家同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它们的真义便也程度不同地渗透在本书收入的三个中篇小说中。《伊凡·伊里奇之死》曾被选入美国麦克米伦图书公司出版的《世界小说一百篇》，被西方各大学文学系当作教材。小说刻画了一个虚度年华的小官吏形象。小说第二节的开端，作者如是界定他的主人公：“伊凡·伊里奇过去的生活经历是最普通、最平常，但也是最可怕的。”这句话堪称整部小说的题旨所在。伊凡的一生被认定为“最普通”和“最平常”，这非常容易为读者所理解。但为什么要说“最可怕”呢？托尔斯泰在此寓藏了深意，它意味的是潜伏在日常生活中的鄙俗与麻木，那种随波逐流的放纵与不负责任，以及如同“苍蝇爱光”的趋炎附势。伊凡的生命一直被平庸和虚伪所笼罩，循规蹈矩，恪尽职守，唯上命是从，始终踩着他人的足迹前进。小说中，作者也暗示他曾经受到自由主义思想的熏陶，但只是浅尝辄止了。另外，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也干过一些卑鄙、下作的事情，但获悉那些位高权重的人也有类似的行径且不以为是“坏的”，也就放弃了忏悔，心安理得地在既有“轨道”上前行。如果没有一场意外的疾病和最终的死亡，伊凡可能就会平淡而无为地度过这一生。但疾病和死亡打破了这种平静，它们就如同镜子，既映照着周围人等的面目，也在瞬间照亮了主人公自己晦暗的人生，他发现了自己以前的生活“不对头”。事实上，伊凡在他的死亡来临之前便已死去，他的生活早已被蛀蚀一空。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出现了某些神秘主义的象征，“黑洞”与“光”的对比颇为耐人寻味，它们意味着虚无、死亡和最终的复活。

托尔斯泰曾在1890年的一则日记中认为，“理想的女人”就是“生儿育女和按照基督教义来培养他们，也就是说，使他们成为上帝和人们的仆人，而不是生活中的寄生虫”。应该说，晚年的托尔斯泰由道德自我完善的追求为起点，愈益倾向于一种保守的妇女观。《克洛采奏鸣曲》讲述的是一个因嫉妒而杀妻的故事，“充满着一种绝望的悲伤，一种极端不相信人与人之间将来有可能建立起正常、和谐的关系的心情”。有人将之看作俄罗斯版的《奥赛罗》。小说的名字取自贝多芬创作的一首A大调小提琴奏鸣曲，故事的主人公波兹德内舍夫曾经是一个放浪的纨绔子弟，最后因妻子的不贞而杀死了她。但作家关注的则是故事背后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爱情的独占性，爱与欲望的关系，道德与责任的冲突，男权中心主义，等等。托尔斯泰借小说中人物感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