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是，士大夫官僚阶层的成员——这些人维护并决定儒家思想的内涵，以确立社会价值观念，而且他们是社会的领导者——是依靠这一帝国的、法家式的、独裁主义的政治制度来获取功名富贵的。即使由于他们个人的假公济私行为导致了这个制度的衰败，重建这个制度的也首先是他们，因为如果这个制度被改变，受损失最大的就是他们。尽管他们损公肥私、忠于个人，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些并力图加以控制，但是政府需要这个阶层以统御这个国家。士大夫官僚阶层是受过教育的阶层，他们所受的教育就包含有如何驾驭、操纵人民。双方互相需要，又互相对立。结果形成了一种紧张的平衡关系，它根据双方实力的消长，时而对这一方有利，时而又对另一方有利。然而，任何一方对这种制度的忠诚都是没有问题的，这种忠诚在19世纪由于内忧（太平叛乱）外患（西方入侵）而使这一制度受到威胁时表现得最为明显。为对付这种双重的威胁，汉人如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他们在社会上是既得利益者）与满人（政府中的既得利益者）便携起手来对付共同的敌人。由于政府软弱无力，主动权便落在了汉人手中。由于僵化的政府和弹性的制度不可依恃，曾、李等人为维护他们的信仰，遂转而求助于幕府制度。

[1]指乡试、会试、殿试。——译者

[2]书中年代均为原文所有。--译者

[3]理雅各译：《儒家经典著作》，Ⅰ，第301页。（《论语·卫灵公》——译者，下同）

[4]德克·博德：《中国古代的权与法》，载《美国东方学会杂志》，增刊第17辑（1954年7、8月），第47页。

[5]德克·博德前引文，第52页。

[6]S.N.克雷默：《历史始于苏美尔》，第51—55页。

[7]瞿同祖：《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第207、220页。

[8]德克·博德前引文，第53页。

[9]德克·博德前引文，第53页。

[10]S.斯普林克尔：《清朝的法律制度》，第32页。

[11]瞿同祖：《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第242页。

[12]理雅各译：《儒家经典著作》，Ⅰ，第146页。（《论语·为政》）

[13]同上书，第401页。（《礼记·大学》第四十二）

[14]瞿同祖：《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第245页。（《论语·泰伯》）

[15]同上书，第242—243页。（引自《管子》）

[16]同上书，第245页。（引自《商君书》）

[17]瞿同祖：《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第9—10页。

[18]斯普林克尔前引文，第59页。

[19]瞿同祖：《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第270—271页。

[20]瞿同祖：《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第271—272页。

[21]同上书，第280—281页。

[22]W.T.德巴里编：《中国传统之源》，第256、259、235页。

[23]公孙鞅：《商君书》，戴闻达译，第97、218页；韩非子：《韩非子》，B.沃森译，第24页。

[24]公孙鞅：《商君书》，第64、220、225、239—240、252、308、326页；韩非子：《韩非子》，第22—23页。

[25]公孙鞅：《商君书》，第235、122—123、327—330页。

[26]德巴里编：《中国传统之源》，第235—236页。

[27]同上书，第257、100、199页。

[28]韩非子：《韩非子》，第14页。

[29]见E.G.普利布兰克：《唐代知识界的亲儒和亲法》，载A.F.赖特编：《儒家学派》，第77—114页。

[30]见H.R.威廉森：《王安石》，Ⅰ，第48—84页；刘子健：《中国宋代的改革》，第55页。

[31]张仲礼：《中国的士绅》，前言第13、17页。

[32]M.瓦尔克：《中国近代家庭法规大纲》，第10页。

[33]奥尔加·兰：《中国的家庭与社会》，第18页。

[34]萧公权：《农业中国》，第184页。

[35]同上。

[36]萧公权：《19世纪中国的农村控制》，载《远东季刊》，Ⅻ，第2期，第174页。

[37]萧公权：《农业中国》，第235、185、220页。

[38]萧公权：《农业中国》，第185页；奥尔加·兰：《中国的家庭与社会》，第18页。

[39]刘王惠珍（音）：《传统的中国宗族法》，载《亚洲研究学会专集》，Ⅱ，第23页。

[40]瞿同祖：《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第69页。

[41]刘王惠珍（音）：《中国族规探析：行动中的儒学》，载D.S.尼维森和A.F.赖特编：《行动中的儒学》，第64页。

[42]理雅各译：《儒家经典著作》，Ⅰ，第257页。（《论语·颜渊》）

[43]张纯明：《中国人关于好政府的标准：正史（循吏传〉研究》，载《南开社会经济季刊》，Ⅷ，第2期，第242—243页。

[44]斯普林克尔：《清朝的法律制度》，第76—77页。引自佑尼干：《中国的法律和商务》，第195页。

[45]理雅各译：《儒家经典著作》，Ⅰ，第137页。着重号是著者加的。

[46]罗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