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表明他曾主动计划这样做。然而，他的确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者，而且对皇帝无限忠诚，所以他并不曾打算过把这种想法付诸实施。1880年曾有谣传，说俄国打算立李鸿章为傀儡皇帝，正在怂恿李鸿章起来造反。[14]同年，戈登拜访他时，也建议他说，既然他拥有中国唯一一支有实力的军队，他就应该率军进京，夺取最高权力。据报道李鸿章回答说：“那当然很好，但是，你知道，我从未背叛过朝廷。”接着又说：“另外，那是不会成功的，我会掉脑袋的。”[15]他并没有采取行动自立为帝，相反，他选择了这样的道路，即在现存制度下做事，同时逐渐建立自己的小王国，这一小王国则服务于中国和朝廷。问题的症结在于，李鸿章将朝廷与中央政府看作是两码事。他的幕府可以取代毫无效率的中央各部，但是他对皇帝的无限忠诚却不允许他取皇帝而代之。这种矛盾表明，李鸿章思想中从未有过深思熟虑的改革方案，他的所做所为仅仅是对西方威胁的反应，仅仅是基于其性格、思想和现实条件，尽其最大能力的随机应变。

19世纪晚期，中国的实权掌握在地方疆吏手中，李鸿章的权力就是建立在其封疆大吏的职位上的，虽然他是首善之区（直隶）的总督，但是他却将其衙门建在天津，这样就不会受到朝廷的严格约束，而天津这个地方，一方面离北京有一定远的距离，远到他能够保持其半独立的疆臣地位，另一方面离北京又很近，近到使他能够对朝廷施加影响。天津为入京主要口岸，在这里，外国公使入京前李鸿章得以首先会见他们，他得以与外国领事们讨论自己的观点，他们则将他的话转达给各自国家的驻京公使；他还得以在受到中央政府大臣们最小限度干涉的情况下放开手脚做自己的事。如果是在北京，他会有更高的官职和衔名，但是不会有实权。

李鸿章权力的基石是他的军队——淮军。这支开始时只是地方武装、可是后来却担负起保护整个国家的重任的军队，发韧于1853年李鸿章之父李文安奉命自京返籍在合肥地区兴办团练之时。同年早些时候，李鸿章已回安徽，其父到后，乃帮同他一道统带团练。1855年，李文安一命归阴，1858年李鸿章也离开安徽，加入了曾国藩的幕府，但是李家的声望却在两淮地区扎下了根。1861年李鸿章回籍募勇组建他的新军队时，他就是向他父亲的旧部将领求援来招募勇丁的。[16]

李鸿章在安徽招募的最初五营共2500人，1862年2月22日这支军队到达安徽安庆曾国藩大营后，曾国藩又调拨了自己的湘军5500人，使这支军队大大扩充。[17]此后两年间，淮军人数迅速增加，到1864年11月即已达到其顶峰，有6万或7万人。[18]随着太平天国的覆灭，淮军人数只缩减到约5万人，因为还有捻军待其剿杀。[19]然而，到1868年捻军彻底败亡后，就是否全部遣散这支军队出现了一场严肃认真的讨论。

1868年秋冬间，李鸿章与曾国藩及其他疆吏就淮军的遣散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商议。开始他希望将这支军队全部遣散，但是曾国藩请他留下2万人或更多一些以备不时之需，左宗棠，毛昶熙（旭初）、英翰（西林）则再三要求保留这支军队，以之守卫北方边疆，由刘铭传统率之，因为他们不相信守卫畿辅（直隶）的练军的战斗力。[20]最后，1869年1月，李鸿章致函闽浙总督，也是其丁未同年的何璟说：

弟抵宁后，与曾侯相马穀（山）帅（马新贻，李鸿章丁未同年）会筹淮军撤留事宜，已陆续裁撤五十营（2.5万人），惟中原甫定，南北尚有伏莽，百战劲旅，必须酌留镇压。奏明铭军二十余营（1万人）防直东交界，以备侯相履任（直隶）后调遣。庆、勋两军二十余营驻苏境，交穀帅调遣。弟拟带部子美（松林）五营（2500人）、周薪如（盛传）十三营（6500人）、唐元圃马队及亲军枪炮队赴鄂。[21]

由此可见，淮军裁减到约3万人，而且分布在中国北部和中部，但是它仍然在李鸿章及其朋友们的控制之下。

清朝前期，战事结束之后，如白莲教起义和鸦片战争结束之后，遣散团练而由绿营专责国防已成定例。然而，到了1868年，这一定例却已经不可能再坚持下去。国家用了18年的时间平息叛乱，原有绿营军队半数以上已被消灭，余者多半亦已离开绿营加入团练，因为“勇”的待遇优于“兵”。其结果是，绿营兵数减少了约90%。纵使绿营不久即得到恢复，但是它再也没有能力在大的军事行动中发挥作用了，而是降级为担负地方巡查任务，其作用与现代警察相类似。淮军和其他勇营则担负起国防重任，驻扎在通都大邑，称为“防军”。原来纯粹是地方武装的团练军队，现在实际上成了中国的正规军。但是，这些地方武装在训练、装备及一般组织形式上并不统一，每一支地方武装都是某一地方疆吏控制的私人军队，兵部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全部兵员人数。[22]

1870年，李鸿章移督直隶，他的军队随之调防，此后25年间，他的军队一直是中国主要的武装力量。这支军队的人数保持在3万人左右，采用近代军事技术训练并装备以最新式的欧洲武器。如果能得到各省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