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

[104]汉密尔顿：《郭嵩焘》，载《中国论文集》，第15集，第8页；徐中约前引书，第202—203页。

[105]钱实甫：《清季新设职官年表》，第16—23页。

[106]徐中约前引书，第191—192页。

[107]徐中约前引书，第193, 194页。

[108]徐中约前引书，第204页。

[109]宓吉：《阿礼国传》，Ⅱ，第329页；萨金特前引书，第161页。

[110]季南前引书，第53页。

[111]宓吉：《阿礼国传》，Ⅱ，第382—383。

[112]盖伊·布雷：《中国法规指南》，载《汉学杂录》第55期，第638—639页。

[113]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维新》，《清华学报》，1937年4月第2期，第127页。

[114]徐中约前引书，第201—202页；易劳逸前引书，第177页。秦桧（1090—1155），由于为金朝工作、策划了将中国北部割给金朝的和议而受到中国人的唾骂。见翟理思：《古今姓氏族谱》，Ⅰ，第153页。

[115]蒋廷黻前引文，第49页；辜鸿铭前引书，上，页6a。

[116]李剑农前引书，第140—141页；萨金特前引书，第114—115页。

结语

儒家思想的强大与虚弱、它在西方冲击下表现出的无能为力乃至其价值体系的自相矛盾，都可以从曾国藩、李鸿章的经历以及他们对幕府制度的使用中看出来。他们两人都是依靠这一非官方的机构去贯彻他们的政策和主张的，但是幕府制度是中国社会的产物，这就势所必然地导致了它自身的那些不谐调；幕府也反映幕主个人的品性，这样，它就容易受个人能力大小、品质优劣的影响。作为老师和幕主，曾国藩曾试图引导他的学生兼幕友李鸿章遵行孔孟正道，但是，人的素质的不同和危急存亡的现实形势却使李鸿章不能严守师道。

尽管李鸿章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担负起了维护中国文化的重担，他还是偏离了曾国藩为他指引的道路。这种偏离的原因在于：没有了曾国藩的亲自指导、新的与以前不同的现实形势、与外国人日益密切的联系以及个人品性的不同。曾国藩缩手让权，李鸿章则伸手揽权；曾国藩是要维护儒家文化，李鸿章则是要保全中国；曾国藩意在维持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省的权力均衡，李鸿章的最终目的却是在中国实行集权以与西方建立新的平衡；曾国藩恢复了幕府制度中的军事因素以击败国内的敌人，李鸿章则使之近代化并扩大之以抵御外国侵略者；曾国藩培育学者，李鸿章却是聘用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