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有证据表明，这一时刻赵昚并不清楚真正叛变他的人是谁，甚至不知道前方已经里通外和出卖了他，他只是强烈地、剧烈地反抗着，要不惜一切代价反击。

反击需要人才。他火速召回了前首相陈康伯，又召回了救火队长虞允文，任命这位奇迹先生为副相兼同知枢密院使。要他们以最快的速度组织兵力上前线，而他自己也将御驾亲征到江边。

唯独没提张浚。

因为张浚已经死了。

严格地说，张浚在符离战败之后，完全是凭着一口带有浓重的个人英雄主义，同时也包含着深深的爱国之心的气息挺着，才勉强支撑着操劳做事。

他不仅要与金国争，更要与后方的求和派战，这已经让他心力交瘁了。当听到赵昚决定与金议和，并破坏他在前线的所有举措后，他连最后一点生存的念头都没有了。

他的死是悲凉壮烈的。

他在去职临行前表示，哪怕再受迫害，也绝不会随波逐流坐视奸臣当道。他说：“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吾荷两朝厚恩，久尸重任，今虽去国，犹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见，安忍弗言。上如欲复用浚，浚当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为辞。”

可见其壮心不已。

可惜走到半路时就体衰无药，耗尽了生机。弥留之际，他写了最后一封信给赵昚，然后向次子—未来的理学大家张栻说：“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这是他对自己的评价。

可见人之将死，其心自平。张浚，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张浚的一生污点多于亮点，他以一介儒生在乱世中迅速上位，最初的几步实在是让人厌恶鄙薄到了极点。李纲抗金，力保开封城不倒，他弹劾李纲；韩世忠威勇无敌，是当时宋军的军魂旗帜，他弹劾韩世忠。而他自己，则在抗金之初毫无作为，开封城死难无数、节烈无数，不知这人藏在了哪里，才留下了一条命。

之后苗、刘哗变，张浚得以一步登天。仅仅以所谓的救驾之功，就得到了整个西南西北的军政大权。之后就是富平大败，毁了西军百年的威名、实力。

直到淮西军变为止，张浚没做过任何与国得利的事。再到赵昚登基，他发动北伐，导致符离之败。可以说，他一生中占尽了南宋的气运，富平、淮西、符离，他让南宋总是在即将登顶的时候一脚踩空。这是命运吗，还是说这个人本身就有问题？

绝对是张浚的问题，他大事糊涂且嫉贤妒能。害曲端、迫岳飞、拆李显忠的台，这才是他的领导艺术的体现。

精细计算的话，他一生中唯一能值得称道的就是气节。自始至终对外锐意抗金，对内不屈于秦桧，哪怕颠沛流离二十年，也决不低头。

这绝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即使张浚德行不足、能力不够、私心过重，但他不失气节，仅凭这一点也足以让人肃然起敬。这就是我不忍再说什么的缘由。

他实实在在是为国操劳而死的。立足于这一点，我们原谅他，并且向他致敬吧！那些“浚征战一生，未获寸土与国”“志大而量不弘，气胜而用不密”之类的精当评语都选择性忽略吧！

张浚的死让汤思退等败类如愿以偿。这帮从头坏到脚无可救药的民族罪人欣喜若狂，成批量有建制地上书，要赵昚尊重客观事实，尊重过往的历史，别再作没有意义的抵抗，直接放弃两淮地区，退守长江南岸。马上遣使向金国乞和，这才是眼下免于国家沦亡的唯一方法……

不止赵昚大怒，凡天下有血性者皆大怒。很多前线发生的隐秘事情传回了后方，求和派的叛国行为逐渐露馅了。

民心沸腾，除了主战派人士外，民间知名人士、太学生集团同时请愿，要求严惩卖国贼，为张浚报仇，为前线将士雪恨。而赵昚知道了这些，不禁无地自容。于他而言，这不是所谓的游移、中计或者浮浅稚嫩就可以说得过去的。枉他自诩中兴明君，正干着复国大计，居然搞得天怒人怨，忠臣死于眼前还不自知！

何其羞窘。

羞窘化为怒火，烧向了汤思退等人。这帮人按着惯性向自己的皇帝施压，以为有了秦桧的前例，那么照搬一些也无所谓。

这种心理很像是中唐时武则天篡位，之后韦后也想着照搬，结果弄得灰头土脸。利益当前，成例在前，基本上谁都会忘了自己是半斤还是八两。

汤思退被免去一切职务，削夺一切爵位，押赴永州（今湖南永州）管制。

如此重罪，还不砍头，这让全天下人不服。抗议像潮水一样涌来，这让政治新兵赵昚明白了过来，汤思退等人一样是他的敌人，不杀之，不仅会遗有后患，还会让后来的奸臣加倍地肆无忌惮，更会削弱眼下抗战中的民心士气。

赵昚下令把求和派一锅端，王之望、钱端礼、尹穑等全部罢免流放各地，主战派人士陈俊卿、陈良翰、王十月、张栻等人上位。

汤思退走在半路中，得知消息后直接吓死了。这就是败类的本质，有胆子败坏国家民族，却没种承担半点罪恶的后果。

以上动作大快人心，南宋的士气也随之高涨了些。可惜，军事实力是个独立的现实单位，与士气挂钩，却没法因之改变。

长江两岸的实力对比，比完颜亮南侵时更加悬殊。赵昚这时哪怕真的“男儿到死心如铁”，也没法去只手补裂天。

他的怒火随着求和派的全部覆灭而熄灭，心气随之消灭，觉得议和应该还是可以接受的，之前所强调的祖宗陵寝地、四州、国体互称等似乎也没啥大不了的。赵昚悄悄地派使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