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像后来的清朝，江南最富，可江南的人民也最苦，没完没了的税收，把最后的一点血汗也榨干。

何况，在这时的蜀川，还有一项在中国历代都极力避免，可都躲不过去的亡国之祸在剧烈蔓延——兼并，土地的兼并。

中国是农业大国，土地，是最根本的生命保障。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都必须得有一块土地，然后才能谈到生存。于是兼并就变成了最大的瘟疫，道理很简单，皇帝与国家是最大的地主，可他下面的各级地主们，用各种手段把小农民们的土地都划到了自己的名下，变成超大的“主户”。再用各种名目，比如说考上了进士不交税，或者把各种税务摊派到底下的“客户”（失去土地，还得生存，就得去种主户们的地）身上，这样一来，国家收的税越来越少，老百姓们越来越穷，直到两方面到达了一个临界点，那好吧，人民会起义，而国家无力镇压，就此改朝换代。

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九九二年的冬天，快过年时，蜀川就到达了这个临界点。

说一下当时蜀川兼并的程度——眉州，主客户比例是各百分之五十；嘉州，比例是客户占百分之八十；阆州，是百分之六十五；普州，比例是百分之九十；昌州，百分之九十……

这样的比例，得有多少人沦落到一贫如洗的地步，而且那些主户们，对客户“使之如奴隶”，并且“相承数世”。好好的平民，成了地主们家养的奴才，世世代代都是奴隶了！

而且这还不算官府方面。在宋朝君臣们的心里，这片土地是既有钱，而且还特别的危险。他们一直都记得，当初平后蜀时打孟昶是多简单，可平暴乱有多费劲。于是，从最开始就派来了最强有力的知府。

第一任，竟然是当时的参知政事，副宰相吕余庆。带参知政事衔任地方长官，这在宋初仅此一例，而且一任就是三年；

之后是赵匡胤的早期幕僚刘熙古，接任干了四年，回开封后立即就升任参知政事，以此表彰在那个鬼地方当官可真是太不容易，太委屈了。

接下来的几任也都差不多，不是开封府里久经考验的同志，就是皇帝的亲信。这些人齐心协力，把四川人的生活变成了地狱。

比如当时的一个蜀川平民，他的生活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先是祖先们给他留下来一块或大或小的地。可是有个头疼脑热的得看病，或者发个水着个火什么的来点天灾，又或者得罪了哪个官差，摊派的税务大了些，就得要现钱，于是只能借贷，或者直接卖地，结果就是成了客户。

从此一件小事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他和他的子孙们都变成了奴隶。主户家的地得去种，主户家随时会有命令得去办，官府的各种徭役租调也得由他去出工，而且要小心，除了宋朝的国税（二税制，夏税和秋税，以后细谈）之外，还全盘继承五代后蜀时期的各种苛捐杂税，如头子钱、牛皮钱、脂粉钱，等等。这些主户们能逃就逃，逃不过的，就都推到客户们身上。这些不定什么时候就突然出现的杂税，足以让这个客户的债永远还不清，作为遗产利滚利地一直往下传……

这还只是指那些有地种的客户们的生活，蜀川山地很多，那些没地种，靠种茶、卖茶为生的川人，就要更加悲惨些。因为宋朝的君臣们实在具有商业头脑，他们把酒、盐、茶等生活必备日用品的销售权完全收归国有。在蜀川，这个机构就叫做“博买务”。

就是这个博买务，把当时蜀川永康军青城县（今四川灌县东南）一个叫王小波的人的生活彻底毁了。青城是山地，王小波的家连一棵茶树都没有，是当地贫农中的贫农，唯一的生活来源就是卖茶。可是多简单，他没法竞争得过国家。于是中国农民造反的唯一一个先决条件终于成熟。

连口饭都没有了！

王小波天生是个带头人，他把所有的苦难和希望都凝聚成了一句话，一针见血地说出了当时人们最盼望的一件事——“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所有的茶农、茶贩都蜂拥而起，马上就要饿死的人没有恐惧，十五天之内他们就聚众数万人，当月就攻下了青城县城。转过年来，宋淳化四年的二月，起义军不断壮大，王小波率众攻破了眉州彭山县（今四川彭山），并杀死县令齐元振。而且天从人愿，这一年的蜀川发生了旱灾，走投无路的客户们从四面八方向王小波的身边会聚，起义就像天谴一样在蜀川大地上蔓延开来。

但是，能相信吗？直到这一年的年底，宋朝的皇帝赵光义都不知道出了这样的事。他和他的大臣们每天都很忙，尤其是那些传说中古之圣贤一样的臣子们，他们传奇一样的故事一个接一个，都在争相表现自己的智慧和胆略，来争一下在早朝站班时，谁能和皇帝挨得更近些。

从状元宰相吕蒙正说起。他被罢免之后，接任他的是之前被他接任的李昉。两人就是这么的有缘，不久之后，他们还会再颠倒一次。李昉在宋淳化二年，公元九九一年的九月，第二度任相。他的副手，是张齐贤。

这又是一老带一新的对子，就像赵普带着吕蒙正，于是强悍聪明的张齐贤也像吕蒙正一样沉默了。善良的老人李昉一团和气，有他在，宋朝的上层建筑真的很平稳，可是时间一长，赵光义就很烦。因为他累，干手净脚的管家婆看着舒坦，可活儿谁干去？

皇帝自己折腾了两年，在淳化四年，公元九九三年的五月，他终于忍不住把两位逍遥自在的神仙宰相叫来吼了一顿——你们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