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着国防军的巴伐利亚师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柏林国民政府，包括德国军队，不过其效忠对象常常不能确定。

9月26日，风云突变。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领导的新一届国民政府宣布，针对法国占领鲁尔地区所开展的失败的消极抵抗运动已告结束。此项决定引起持有种族主义立场的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同时也让卡尔坐在了拥有独裁权力的首席专员位置上。这位前任总督早些时候曾宣称巴伐利亚是“秩序的堡垒”。作为一位行事谨慎的官僚——“一个总是充分准备的人”，戈林这样抱怨道：卡尔的新职位执政权柄完全依靠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和国防军的支持，也就是说离不开洛索和塞瑟尔的支持。因为他们彼此相依谁也离不开谁。这样一来他们就形成了虽说未经官方认可，但却是实际上的执政铁三角。

希特勒宣称，任命优柔寡断的卡尔是对种族主义运动的“沉重打击”。他还抨击施特雷泽曼政府撤除了消极抵抗政策。为抗议这些变化，他宣布在第二天，也就是9月27日要举行14次集会，发表14次演讲。卡尔在刚刚获得独裁权力后采取的第一个官方行动是宣布巴伐利亚州进入紧急状态，自动禁止希特勒举行集会。紧接着这一强势措施之后不久采取的另一项措施却有利于纳粹党，他们将经常遭到诋毁的100多户“东方犹太人”驱逐出巴伐利亚。在柏林，施特雷泽曼将巴伐利亚各方采取的上述行动斥责为“原始落后”。6

于是柏林方面开始采取行动。9月27日清晨，施特雷泽曼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把全部执法交到了国防部长的手里。这就是说实际上交到了国防军参谋长泽克特手里。打个比方说，此时柏林和巴伐利亚均把枪口指向了对方。但是将近中午时分，充满火药味的对抗形势发生了变化。除了唇枪舌剑以及间接的武装僵持以外，又采用了公开侮辱的手段。希特勒领导下的《人民观察家报》在9月27日当期头版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施特雷泽曼-泽克特独裁者》（The StresemannSeeckt Dictators）的文章，谴责国民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是存心铲除种族主义运动的可耻行为。但是文章的攻击矛头却是指向个人。文章宣称，促使泽克特做出决策的因素是他的犹太人妻子所施加的政治影响。“她娘家姓为雅各布逊，她于1872年出生在法兰克福，出生证明上登记为犹太人。”文章提到，首相施特雷泽曼的妻子也是犹太人。7

实际上泽克特妻子只有一半犹太血统。但是对她指名道姓，更不用说随意议论其宗教取向，使这位将军勃然大怒。于是，他便开始反击，运用手中执法权力勒令《人民观察家报》停刊。他以国防军参谋长的身份命令巴伐利亚州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洛索将军查封希特勒的党报。洛索不仅是位出色的德国军官，更是一位忠诚正直的巴伐利亚公民。他拒绝执行查封报纸的命令。他的借口是当地最高行政长官卡尔不承认泽克特将军有权干涉巴伐利亚事务。结果泽克特立刻撤了洛索将军的职，但是洛索将军拒绝离开。这位巴伐利亚出生的将军以卡尔至高无上的权威为挡箭牌，拒不服从顶头上司的命令。卡尔宣布洛索和国防军第七师现在听他指挥，巴伐利亚“在这个关头必须充当真正德国民族性的围城”。8洛索宣誓效忠巴伐利亚政府，因而也就违背了效忠《魏玛宪法》的誓言。10月22日上午11点，整个巴伐利亚师开进了练兵场，每一位军人（他们几乎都是巴伐利亚本地人）都兴高采烈地宣誓效忠巴伐利亚州。9从现在起，洛索和第七师完全彻底地背叛了泽克特将军，在整个德国动摇了国防军的士气。10泽克特给艾伯特总统写了一封信，提出“可能爆发”内战的警告。11当时在萨克森为洛索效力的一名间谍写道，在德国一些地方唯一的问题就是：“巴伐利亚何时出兵进发？任何耽搁都被认为是危险的。”12

但是巴伐利亚执政三雄同柏林政府闹翻，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成为新盟友鲁登道夫的同党。相反，希特勒-鲁登道夫阵营在如何对待柏林政府这个问题上继续同卡尔、洛索和塞瑟尔三雄做着斗争。希特勒打算宣布举行全国暴动，向柏林进军。但是他首先需要巴伐利亚国防军和执政三雄站在他一边。这看起来只是个把握时机的问题。希特勒那位才智过人的好友舒伯纳-里希特在9月里寄给希特勒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目前的大众心理是欢迎任何政治变革。这只是个寻找合适的心理时机，充分利用大众心理的问题。”13

对于希特勒而言，那个适合的心理时机就是现在。他已做好出击的准备。在墨索里尼进军首都罗马的榜样激励下，希特勒要在慕尼黑举行暴动，宣布成立新的国民政府，然后发起进军柏林行动，奔走379英里，推翻旧的国民政府。在舒伯纳-里希特的影响指导下制订的上述计划似乎绝对可靠。

然而，那不是执政三雄的计划。虽然他们也和希特勒一样希望德国能成立一个右翼权威政府，但是对于武装进军柏林，他们的态度非常矛盾。在执政三雄当中，洛索的态度最为矛盾。有一次他一拳砸在桌面上，高声宣称：“老天作证，我想进军柏林，我真的想进军柏林！”但是他又补充说，只有成功的机会为“51%”时他才会那样做。正是这样含糊其词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