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思想灌输，让他们满怀希望在“驱逐柏林那帮当权派”、恢复德国民族自豪感方面发挥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作用。但是压力也来自内部。希特勒对于自己内心世界的各种需要极为敏感。

经过四年痛骂柏林的“十一月罪犯”，经过不断地预言即将临头的国家厄运，希特勒基本上再也拿不出任何可以夸夸其谈、高调渲染的话题内容了。由于严格禁止纳粹党参加选举（因为他反对议会制），除了啤酒馆里的争论以外，希特勒甚至使取得小胜的希望也变得极为渺茫。尽管纳粹党成员的数量在不断增加，然而纳粹党既无法获得越来越多的选民支持，也无法拥有当选代表。这种政治僵局以及那种焦躁不安的个性，在希特勒心里触发了烈火般的行动冲动。

每当遇到高风险局面时，希特勒的本能反应几乎总是奋不顾身，知险而进。行动就是他的春药，他的兴奋剂，他的生命常态。全世界后来恐怖又悲伤地了解到，希特勒的急躁冲动往往压倒了其他所有需要考虑的大事。希特勒曾经使听众，也使自己亢奋激昂，在胸中唤起一阵阵狂热的期盼。他内心里那种日益膨胀的自我形象促使他奋进出击，果敢采取行动。近来他自比为马丁·路德、腓特烈大帝和理查德·格瓦纳——这些著名人物都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和榜样。他曾经说过：“我要战斗到底，永不迷失我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一定要成为德国解放伟大运动的先驱者。”21在另一次谈话中，希特勒甚至自诩为后世拿破仑。洛索将军的参谋长奥托·弗莱赫尔（男爵）·冯·贝尔尚上尉说：“希特勒认为自己也会像当年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向巴黎进军占领整个法国一样，最终以少胜多，取得全胜。他想要调动巴伐利亚的军队攻打柏林，而我们认为这样做毫无意义。我们拒绝这样的要求。”22

最后还有来自上面的压力。希特勒开始察觉到执政三雄也许会达成共识，一起行动，但是会把他撇在一边。无论通过政变还是谈判的方式，巴伐利亚执政三雄都有可能采取行动，奋力一拼，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德国政权。11月6日，星期二那天，希特勒的担心得到证实。当天最高执政官卡尔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召开了一个会议，邀请准军事组织的所有首领前来赴会，唯独没有邀请纳粹党人。这是一个很大的意外。希特勒和戈林都没有出席会议。但是战斗联盟的领导人克里贝尔上尉、韦伯博士和其他人都出席了会议。卡尔心里清楚，他主持的会议一结束，他们就直奔希特勒。他表示，这次会议旨在全面遏制传言中的准军事组织，包括希特勒领导的冲锋队行动计划，防止他们过早地对图林根州的共产党人采取行动。23但是在执政三雄出席的这次会议中，卡尔却更加关注柏林：任何意在建立独裁统治的行动必须小心谨慎地进行准备，必须包括一些来自德国北部的铁腕人物。到那时为止，这些铁腕人物还没有被寻到。出席会议的一位名叫马克斯·库纳的人说：“关键是我们要在柏林建立一个民族主义政府，不受议会的干涉。独裁统治至关重要。必须同施特雷泽曼的政府斗争。从1918年革命及其影响中解放出来。摆脱工会和托拉斯。”24

为了完成柏林政权变更，卡尔对集聚在办公室的那群人说可以有两种选择：“正常途径”和“非正常途径”。正常途径贯穿着《魏玛宪法》第48条内容，允许总统艾伯特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组建执政内阁。这似乎行不通，尤其是在塞瑟尔向冯·泽克特将军提议遭到拒绝的情况下。“所以准备采取非正常途径，”卡尔接着说道，意思是武装接管政权，“准备工作都已完成了。”然后，卡尔以戈林所称的永远有准备之人的口吻补充说道：“只能根据细心制订的统一计划采取行动。”而且这样的计划必须在卡尔本人的领导之下。他接着说道：“只有我有权发布开始行动的命令。”这位行政长官暗示在两周内有可能采取行动。25洛索补充说：“巴伐利亚师已经准备就绪。”26

所有这些细节在数小时之内便传到了希特勒的耳朵里。他终于认识到卡尔已决心采取行动，但是还没有做好出击的充分准备。不过希特勒开始有一种不妙的挫败感。卡尔似乎在千方百计地让他一直等下去，让他无所作为。当天晚上在同舒伯纳-里希特和特奥多尔·冯·德弗德滕会面时，希特勒对他们说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希特勒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决定：经过四年梦想革命之后，他们终于真的要闹革命了，这将使他们达到权力的顶峰。

首先，他们要在慕尼黑夺权。通过夺取巴伐利亚州的管理控制部门——政府、军队和巴伐利亚警察部队，希特勒就可以在巴伐利亚州建立一个权力基地。然后，他将宣布建立新国民政府，向德国首都进军。希特勒计划中的进军柏林行动是在模仿拿破仑，后者在1815年率领人马从意大利厄尔巴岛长途进军巴黎。他认为这将会引起一场“全国起义”。但是希特勒心里清楚，只有当他迫使卡尔、洛索和塞瑟尔支持自己时，进军柏林行动才能在军事上取得成功。希特勒打算持枪抓捕巴伐利亚执政三雄，让他们共同谋反，敦促他们最终采取他们一直承诺的行动——进军柏林。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想要“帮助他们纵身一跃”。克里贝尔上尉将这称为“把他们轻轻地推入水中”。这个计划大胆复杂，奇特又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