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总长伍廷芳，这四位几乎是前后脚赶到的，此次与日本外交特使的谈判，这中国方面的谈判阵容可称相当豪华，几乎是各部主官同时出动，由此可见，中方对这场外交谈判的重视。

　　其实这场外交谈判从前天就已经开始了，不过当时基本上就是外务部在跟日本人谈，各部总长、次长都不了解谈判细节，不知道这谈判进行到了哪一步，因此，唐绍仪走进会客室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在座的军政首脑人物通报前两天的谈判细节。

　　或许是英国政府那边催得紧，或许是日本政府确实急着平息朝鲜半岛的局势，此次谈判，日本外交特使已全盘接受了由美国公使司戴德提出的那两个谈判条件，不再坚持日本提出的那二十条谈判条件，不过日本政府也同时提出了两个附加条件：第一，要求中方“默许”日本在旅大租借地设立“关东厅”的做法，不再纠缠这个问题，而日方也保证不将旅大租借地当作殖民地看待，至于延长租借地“租期”的事情，也可以进一步磋商；第二，中方必须取缔所有在华朝鲜反日团体和组织，并承诺，今后不再干涉“朝鲜总督区”事务。

　　对于日方提出的第一个条件，虽然总统先生很不乐意，不过经过唐绍仪的劝解，总统最终还是同意了，但是对于日方提出的第二个附加条件，总统先生却无法完全接受，总统明白告诉唐绍仪，取缔朝鲜在华反日团体和组织没问题，但是要想得到中方“不再干涉朝鲜事务”的保证却是基本不可能，因为在赵大总统看来，中国和朝鲜是邻国，而日本在朝鲜半岛驻有大量军队，所以，除非日本也做出必要的承诺，换取中国的信任，否则，总统绝不会同意这个条件。

　　总统给日本政府开出的条件是减少驻朝鲜半岛的日本殖民军，要求整个朝鲜半岛驻扎的日军正规军总数不得超过两万人，而且这个数字必须接受国际调查团的监督，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必须减少驻扎在旅大租借地的“关东军”的数量，不得超过一万人，这个驻军数字也同样必须接受国际调查团的监督，而这个“国际调查团”将由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四国驻华外交官组成。

　　对于民国总统的这个“非分的要求”，日本外交特使非常愤怒，所以，目前来讲，谈判有僵持下去的迹象，而这，正是唐绍仪召集各部主官的主要原因，自从废除了内阁总理的设置，唐绍仪实际上承担起了内阁总理的职能，各部之中，以他为首，但是他的地位“名不正言不顺”，未必谁都肯买帐，必要时，还是需要总统下达命令，今天段祺瑞和汤乡铭能够准时赶到外务部，就是奉了总统命令。

　　唐绍仪将谈判情况通报完毕，便请众人各抒己见，段祺瑞和汤乡铭没有主见，自然没有发言，其他人倒是主张劝说总统再退一步，毕竟，日本政府做出的让步已非常令人满意，以中国现在的国力，确实很难下定决心与日本开战。

　　众人商议完毕，制订了谈判策略，看看时间，离正式会谈只有几分钟，于是跟着唐绍仪进了会议室，待日方代表赶到，便施展车轮战术，与日方唇枪舌剑，理论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日方外交特使理屈辞穷，不得不告退向国内请示处置办法，这民国的各部总长、次长才离开外务部，集体向总统先生递交请愿书，敦促总统在外交谈判中学会“见好就收”。

　　众人赶到总统府的时候，却发现那总统府门前的管制区里人山人海，都是青年，有的人在向众人散发传单，有的人在挥舞旗帜，其中不少人还骑着自行车。

　　在这些青年里，熊希龄认出了几个骑自行车的青年，正是他回北京城时在大前门火车站前看见的那些可能是从天津过来的青年学生，他的汽车上的那些写着“打倒列强”的传单就是这些人贴上去的。

　　为了总统府的安全，管制区里是限制交通和人员聚集的，但是现在，这么多青年聚集在这里，这让唐绍仪、熊希龄等人都很是诧异，于是急忙派人跟总统府取得联系，这一打听才知道这些青年为什么在这里聚集。

　　熊希龄曾认为还是为了抵制日货的事情，但是当派去的机要员返回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的看法大错特错，这些青年到总统府来，并不是为了抵制日货的事情，而且他们也并不都是来自天津，这些青年实际上来自全国各地，只不过是在天津集中罢了，而他们今天赶到总统府，只是为了向总统先生递交一份倡议书，并希望总统先生能够支持他们的倡议。

　　这些青年的倡议就是，将全国的青年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一个青年人的爱国组织，这个组织叫做“铁血青年团”，简称“铁青团”。

　　而且，由于成立这个组织的最早提议是在公历5月4日，因此，青年们也建议，将这一天定为“青年节”，作为法定节日。

　　“胡闹！胡闹！”

　　熊希龄对青年们的行动倒是毫无保留的提出了批评，但是不等他公开发表意见，却已传来总统的命令。

　　总统不仅批准了青年们的倡议，而且总统还亲自为“铁青团”写了一首战斗激情很高的团歌，歌曲的名字就叫做《五月四日》。

　　现在这首青年们的战歌只有歌词，至于谱曲的事情，似乎也由总统先生亲自主持。

　　这位总统，还真是多才多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