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的认识。全书广泛利用了英国的外交档案和有关的西文著作，也利用了不少中文资料书和地方志。这些资料是作者发挥自己见解的基础；同时，它们利用的若干西方资料特别是档案资料还提供了我们过去所不了解的一些事实。当然，中国读书者不会完全同意全书的所有观点。外国侵略中国是近代中国历史中的基本问题之一。中国与外国的种种矛盾，尽管有着文化冲突的因素，但根本的原因植基于侵略和被侵略的事实。近代中国的排外情绪是确实存在的，但它不会是一种与出身始源有关的种族观念。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前后二十多年的激荡，中国的官府、绅士、商人、农民等对外国侵略的态度，不同程度的变化是存在的，但不变的因素也同样存在，所以冲突、抵抗、排外仍要继续下去。

《大门口的陌生人》是魏斐德青年时期的作品，出版时他才29岁。他出生于1937年，195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去巴黎大学短期研究，1965年获美国伯克利加里福尼亚大学远东史博士学位，此后在该校执教，不数年即因成果优异而担任教授（1971）。1986年起出任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迄今，仍保留该校教授职位。自1974年后多次来中国访问、研究，热心倡导中美学术交流，结识很多中国学者。魏斐德专长中国明清史、近代史，但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史学著述宏富，间亦从事小说、戏剧创作。继《大门的陌生人》之后，续有《广东的秘密结社》、《明清政治中的知识分子》、《中华帝国的衰落》、《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等专书和多篇论文出版，近年的新著有《大事业：满洲在十七世纪中国重建帝国秩序》两巨册，共1337页。尽管《大门口的陌生人》是他青年时代的著作，但这本书堪称他的成名作，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使他成为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优秀代表之一。《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首先翻译出版这本书，希望有利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和中美学者间的切磋交流。我相信，这也一定是魏斐德的希望。

2001年8月

导言

太平叛乱（1850—1864）是世界上最具灾难性的内战。人们如果穿越曾经是人口稠密的长江流域省份，就会好些天只看到腐烂的农作物、冒烟的村庄和野狗。宁波变成了一座“死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曾拥有50万居民，除了许多河道里“充斥尸体，污物凝集”以外。15年的屠杀与饥馑，使中国付出了1000到2000万生命的代价。

损失超出了历史想像的界限。更糟糕的是，历史学家因为耻于承认他与福楼拜的《简单的心》[1]相似，对这样的大屠杀很少兴趣。诚然，太平叛乱之后的破坏，是一剂马尔萨斯的中和药，在随之而来的恢复时期中，使人口稠密地区的生活得到了新的缓和。但是，我们的注意力一再被引向这次叛乱却不是因为这一点。历史学家们被吸引，是因为太平叛乱是中国历史长河的分水线。从纵的看，这个民族的近代史起源于这些暴乱的年头。首先是帝国分解为一个个地域单位，然后是王朝的削弱、被推翻，最后是军阀时代。但是，当我们接受这种传统的历史划分时，就出现了混乱。这次叛乱是一段历史的终点，还是另一段历史的起点？它不过是中国常见的农民叛乱的新形式，还是那种在日后的年代中形成或改变中国的新力量的体现？

谈论停滞的中国已经不时兴了。人们继续努力去区分不同类型的王朝更替，或者强调长期的、社会的而不是政治的发展。对那些描述王朝更替的儒家历史学者而言，或是对那些无文化的农民而言——他们相信在天命要传给新的王朝建立者时，任何一个皇族都会命该灭亡——王朝的循环的确是存在的。过去是这样，所以也总会是这样：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并没有进步，有的只是一系列的循环、往复、重复。

西方向亚洲的进攻打破了对中国历史的陈旧想像。旧的循环的进程突然变成了直线式的发展。清王朝虽已清楚地展现出王朝衰败时种种常见的特征，但是，这种传统性衰微的意义，比起儒家王朝观念（而不是皇族）的衰败，就相形见绌了。中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世界历史中，这是它以前从未经历过的。

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以前，没有世界，没有全球历史，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地球。欧洲、中东、亚洲、非洲、美洲，各自都是汤因比[2]所称的“文明的历史单位”。历史上曾经有过交往，甚至冲突——地中海世界就是最著名的例子，但是每一地区自己就是一个历史区域。罗马派往汉王朝的使臣，甚至到唐王朝去的希腊人和阿拉伯人，也只是前往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地点、另一个世界的旅游者。只有在蒙古人统治时期（1280—1367），中国与地中海世界一度有过真正的交往。明朝（1368—1644）有效地断绝了这种联系。直到18世纪，这个东亚最大的大陆国家在政治上、礼仪上都把活动封闭在自己的范围之中。所有外来的文化都被视为是野蛮的，不值得重视的，也不值得惧怕。

但是，在这段湮没无闻的时期中，一个新的全球性历史正在形成。一个欧洲船长为运送香料、丝绸而航行16000海里已成为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英国、荷兰的船主们统治半个地球以外也成为可能。克拉夫在普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