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31]

但是，义律并没有建议伤害“我们面前这座富有、广阔的城市及其众多温顺的人民”[132]，因此，他决定接受赎金。卧乌古将军很生气，他认为一个领导者怎么能“像羽毛一样飘忽不定”，把“眼前的商业”看得比“国家荣誉”还重要。[133]义律对此置之不理。他认为容忍是高贵的表现，“我相信，使这座伟大而富裕的城市免于破坏，或是免受任何灾祸的行为，是军事史上最值得纪念的纪律严明、高度容忍的典范之一”[134]。

义律上尉关于这种共同利益的诚挚信念，也使他深信英国应当直接诉诸“人民”。布告被译成中文，在公共场所张贴。有一次，他甚至同中国地方官一直处理他的布告。[135]这些告示总是坚持说英国只同中国官府作战，而不是同中国人民作战。它们告诉广州人，英国人“是这个城市的真正保护者”，并要人们“想一想那些现在他们中间的外省军队是不是真正的祸害”[136]。不幸，这些“伪”告示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本来，义律预料由于如此侵犯中国当局会引起官员们的愤慨[137]，但未料到地方绅士们也被激怒了。蛮夷闯到他们家门口了。张贴告示，本来是绅士对农民施加影响的传统作法，绅士们控制了广州的乡村。这是英国人根本的错误估计。他们没有看到分裂是在城市、乡村之间，而不是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再三地诉诸城市居民将使农村武装起来，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农村人愈来愈怀疑城市人已同敌人串通一气了。[138]

毫无疑问，广州市民与英国人中间存在某种共同利益。义律甚至听说公行已正式禀明林则徐，请求不要开战，以免影响本省的贸易。[139]不论这事的真伪，林本人确信，行商们为了商业利益而出卖了国家[140]。这使公行在财政上处于比平常不利的地位。即使在和平时期，守法商人也逃脱不了每一个可能被“敲榨”的机会。[141]从1773年到1832年，他们对政府交纳的有记载的捐献达400万两白银，但人们估计仅伍家一家实际上就缴了1000万两。[142]在鸦片战争期间，他们要显示忠诚，更增加了捐输。在皇帝谕令怡良从公行榨取建立新水师的资金后，一家行商捐献了一艘利物浦法克特建造的设备齐全的现代化炮艇。[143]可是，不论捐献多么慷慨，也只是今后要更多捐献的前奏。商人阶级以及一大批我们称之为“买办”的那些人，仍旧被猜疑。在广州的满族统治者